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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举措[4](P2092)。建中元年(780)，杨炎变租庸调为两税法，力图改变安史之乱以来国家税制混乱的状况，将商人资产税以法令形式纳入国家税收体系之中，无论行商还是坐贾，税率均为三十之一。由于财政支出的需要，三十税一的税收仅实行一年又增加了税率，恢复到十一而税。《资治通鉴》卷226《唐纪四十二》说：“（德宗建中二年）五月，丙寅，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
关于通过税。唐代水路通过税被称作“埭程”。肃宗上元时，政府则明令“江淮堰塘商旅牵船过处，准斛斗纳钱，谓之埭程”[3](P250)。将曾经行之江南局部地区的“埭课”确立为国家正式税收“埭程”。德宗建中三年(782)，唐政府采纳了判度支赵赞置常平本钱之奏请，由此确立了全国各地商品通过税的征收标准，“于诸道津要，置吏阅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之），以充常平之本”[5](P334)。在各地水路关津要地设置官吏，征收2%的通过税，而竹木茶漆等商货单另列为一类，按其价值的10%征税。
关于交易税。交易税是对商品买卖所征收的税种。唐代以除陌钱为典型。人们一般认为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始征收值百抽二的交易税。德宗建中四年(783)推行赵赞的除陌法，将税率由2%增加到5%。赵赞的新税率除陌法在实施过程弊端百出，故于兴元中被废除。除陌法5%的税率虽然被取消了，然而，2%的税率却一直保持下来[6](P7509)，甚至后来税率又有攀升。到宪宗元年和十一年(816)，税率则固定在10%。
(3)苛征和掠夺商贾的政策。肃、代、德宗时期，唐中央政府和各地藩镇为了筹措、充实财政，在广征法定的商税的同时，还滥用权力对商贾进行了种种苛征暴敛甚至赤裸裸的抢掠。在唐中央政府方面，前述之肃宗即位之初，对商贾实行的“率贷”政策，便具有抢掠性质。代宗朝不乏公然抢掠商人的例子。德宗时期，对商贾的抢掠更加合法化，其对商贾的掠夺名目也更加繁多，有借商钱、敛僦柜、税间架等。这些做法使在京师有不动产的商人利益受到很大损害。这一时期的和市与宫市，官吏在执行过程中，也往往变成对民间的强取豪夺。因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规定地方军政“应须兵马、甲杖、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7](P3719)，这为地方财政的独立提供了合法依据，也为地方政府苛征商税大开了方便之门。杜佑曾指出安史之乱后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各地苛征商业的情形说：“其后（安史之乱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闲（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数税之。自是商旅无利，多失业矣。”[3](P244)德宗朝“进奉”之风炽盛，各地政府竟相进奉邀宠，以至所在州府及巡院官吏或矫密旨加敛，“征税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进奉，取于税入，十献二三，无敢问者”[2](P1358)。肃、代、德宗时期，地方军阀公然劫夺商人财利的现象屡有发生，层出不穷。
(4)对直接效力官营商业的商人提供优惠政策。唐政府为了扩大专卖收入，用种种优惠政策招商，吸引商人为官营商业服务。政府将有关从事盐、酒专卖等官营商业领域的生产者和商贾，皆隶属财政诸司及其下属机构。除了便于进行管理，还特别赋予他们免除州县差科杂徭负担的权利。刘晏在改革盐法中，实行“广牢盆以来商贾”[8](P1590)的方针，采用取消食盐在运销过程中的通过税，对盐商以纳绢等实物代替盐利以加价鼓励等优惠条件，招商贩卖官盐。继刘晏之后，政府甚至不惜付出高额代价，吸引盐商从官监购盐，“包佶为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许以漆器、玳瑁、绫绮代盐价，虽不可用亦高估而售之”[2](P1379)。为官营公廨本钱高利贷商业服务的捉钱户，不仅享有免役的特权，而且名为捉钱令使已跻身成为官府胥吏。
(5)用卖官鬻爵来换取商人财利。唐政府于财政匮乏之中，卖官鬻爵也成为一时救急，改善财政的举措。肃、代、德宗时期，唐政府曾两次大兴卖官鬻爵之举。一次是在肃宗至德乾元年间，在安、史进逼，军费激增的战时情况下，唐政府出台对商人出资助军国酬官的政策[2](P1347),[9](P6109)。另一次卖官鬻爵出现在德宗贞元三年，因关东防秋兵大集，国用不充，唐政府以出财助边酬官的方式取财[6](P7494),[9](P6109)。除了这种临时性的卖官鬻爵，唐政府还经年实行一种成为定制的卖官——私觌官，即出使外番使节所随带之国信物和用作交际的费用，均由卖官筹得[1](P5629),[5](P4259)。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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