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干预是有唐一代政府对商业所持态度的基本立场。就唐前、后期商业政策的差异而论，唐后期对唐前期商业政策的异动，其性质乃为干预模式的调整，即由唐前期之维持型干预向唐后期用商型干预模式转变。本文即通过对肃、代、德宗朝形成并确立的用商型商业政策干预模式的揭示，阐明这种变化。

    　　　　一、关于唐前期政府商业政策干预模式

    本文论及唐肃、代、德宗朝商业政策干预模式的调整与转换，是以唐前期政府的商业政策作为参照系的。人所共知，经历了隋末唐初的社会大动荡，立国不久的唐王朝，其商业与农业、手工业一样元气大伤，呈凋敝之势，出于“通财鬻贷”以利民生和“不与民争山泽之利”的考虑，唐政府采取了一些鼓励商业发展的政策，如不征收“关市之征”和交易税，制定相应法规规范交易秩序，保障合法的交易活动；对盐、酒等日常生活用品未实行禁榷政策等。这体现了唐前期政府商业政策相对宽松的一面。然而恢复与巩固农业的主导经济地位毕竟是唐政府的基本经济国策，因此，唐前期政府商业政策中必然保留着若干抑商内容。如在赋税方面，唐前期商人向国家所纳之税收，在性质与名目上与一般百姓无异，被编织在以租庸调为主体的农业赋役体制中。此种税法固然与当时商品经济不甚发达有关，但在税收标准上据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载，商人和一般百姓相比较，“商人所纳基本赋税远远高于百姓”，明显拖着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的尾巴。针对商品交易本身，唐政府还力图维护传统的市制，市制强烈的封闭性，又在时间和空间上制约了商品交易活动。另外，唐政府还企图在社会地位方面抑制商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综合上述两方面的情况，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唐前期政府商业政策干预模式的目标选择是：在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格局中，既需要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能满足统治阶级的消费需求和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基本所需，又要防止商业的发展过快，而对农业、对封建等级秩序造成冲击并有伤风化。因此，笔者将唐前期政府商业政策视之为维持型干预模式。亦鉴于此，在理解唐前期政府商业政策方面，笔者不赞成学术界“抑商”的结论，也不同意“放任”的看法。

    　　　　二、肃、代、德宗朝商业政策的转向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进入后租庸调体制时代，其经济格局和社会格局均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历史条件迫使唐政府在调整税制体系的同时，对商业政策亦作出调整，干预模式由此向用商型转向。
    1.利用商利来维持国家财政，成为唐政府调整商业政策的指导思想。处在安史之乱中的肃宗，以及安史之乱后的代宗、德宗时期，因均田制的瓦解，旧有的以租庸调为主体的农业财政体制日趋崩溃，已无力支撑国家机器，唐王朝陷入租赋严重不足的财政危机。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格局的形成，在使唐王朝政治、军事危机继续加剧的同时，也使其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因此，唐政府在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应对巨额的军事开支方面的财政需求，与所面临财政困竭两者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史载肃宗初，“第五琦言财利幸，为江淮租庸使。琯谏曰：‘往杨国忠聚敛，产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见德，今又宠琦，是一国忠死，一国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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