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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中国城与伊凡雷帝的母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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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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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交界处建立独立国家，与波兰和立陶宛国王西吉斯孟德发生冲突。三兄弟战败后，于1508年投奔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获得世袭领地。 1525年，瓦西里三世娶瓦西里·格林斯基公爵的女儿叶莲娜·格林斯卡娅为大公夫人。为了讨这位受过西方教养的新婚夫人欢心，他还抛弃俄罗斯传统的民族和宗教习惯，将自己的大胡子刮掉，成为日后彼得大帝刮胡运动的先驱者。[13](P136—137)
1533年，瓦西里三世驾崩。按照他生前的安排，大公宝座传给他年仅三岁的长子伊凡，由几位王公大臣共担辅佐之责，但国家大权则掌握在女摄政叶莲娜·格林斯卡娅手中。1538年俄历4月2日黎明前，叶莲娜·格林斯卡娅突然去世（传说是被毒死的）。她当政期间的主要功绩之一，便是加强全国的城市建设，特别是莫斯科中国城的修建。其城墙初为土墙，于1534年6月峻工。叶莲娜嫌它不坚固， 又特聘意大利建筑师彼得罗克·马雷设计，于次年5 月重新用红砖和石块修建有多座塔楼的中国城墙，由都主教丹尼尔为其奠基。3年之后这一巨大工程终于竣工。 城墙总长975俄丈，高5—16俄丈不等（1俄丈＝2.134米）；整个城区为45俄亩，约合49公顷。如前所述，为了纪念故乡“小中国城”，她将莫斯科的这一城区正式命名为中国城。
总之，莫斯科中国城是伊凡雷帝的母亲叶莲娜·格林斯卡娅下令修建并且命名。她将莫斯科的这一新城区命名为中国城，如同她的家族将其庄园命名为小中国城一样，都表明了对于祖居之地的深切怀念。因此可以说，莫斯科的中国城乃是中俄友谊最早的历史见证。
或许有人会说：比叶莲娜·格林斯卡娅早生一个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伊本·哈尔敦已明确指出这位女摄政的祖先马迈是“最重要的蒙古将领之一”[10](p124)，怎么能说他是中国人呢？我认为，哈尔敦此处的“蒙古”二字是指国家，非谓族属。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马迈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或契丹人。
首先，他身为万人长，长期掌握一国军权，先后废立若干个汗王，但始终未能登上王位。这表明他不仅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人，而且还不是蒙古人。如果他真是蒙古人，以他驸马的身份，加上他的权势和才干，是不难找到登基理由的。顺便说一下，有的俄罗斯学者谓马迈曾“当过汗王”[14](p188)，恐怕没有根据。而古米廖夫所指马迈依靠蒙古人的宿敌波洛伏齐人（当时也称鞑靼人）反对成吉思汗后裔这一事实[15](p158)，我认为刚好从一个角度说明马迈不是蒙古人。我之所以认为他是汉人或契丹人，恰恰是因为他的后裔先后把自家庄园和莫斯科的新城命名为小中国城（Китай—городок）和中国城（Китай—город）。
我们知道，Китай（乞塔）一词源于蒙古语，原本专指中国契丹，在蒙古帝国时代即已用来泛指中国。中国以契丹之名为欧洲所知，正好是在蒙古帝国最兴盛的时期。蒙古所称的契丹人并不单指契丹族，亦包括东北的女真人和华北的汉人（南方的汉人被称为蛮子或南家）。而蒙古当时所称的汉人，也包括契丹和女真人在内。因为早在辽代，中国北方就开始并基本上完成了汉人和契丹人双向融和的过程。起初是大量的汉人融入契丹人，其后契丹人更由局部汉化而变为大部汉化，以至到金朝时，二者已很难区别，致有“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的说法[16](p180)。蒙古崛起之时，即使没有融入汉人的契丹人，也与汉人没有多大区别，因而蒙元统治者对于北方汉人并不像对南方汉人那么歧视。清代学者钱大昕云：“在蒙元时代，汉人有官至宰执者，而南人不得入台省。”[17](p220) 对于“乞塔”或契丹这一中国和汉人的别称，方龄贵与贾敬颜先生分别有极详实的考辩[1](p218—225、153—158)，这儿不再赘述。只想强调的是，如果马迈是蒙古人，而不是汉人或契丹人，他的后裔，包括叶莲娜·格林斯卡娅在内，就不会对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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