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关于“三次反共高潮”

    与“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相联系，还有个“三次反共高潮”的提法。过去，一般把国民党发起的三次大规模军事摩擦，称为“三次反共高潮”。这种说法，也容易使人过分看重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而忽视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另外，这种提法把造成摩擦的责任完全归于国民党一方，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事实上，有的摩擦的发生，共产党一方也是有责任的。例如“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的发生，共产党一方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1940年10月，新四军在苏北发动黄桥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韩德勤部11000余人。11月底至12月，又发动曹甸战役，歼灭韩德勤部8000余人。国民党军队遭到这么大的损失，肯定要加以报复，而报复的最佳对象，就是这时仍然滞留在皖南的新四军。于是，在1941年1月初皖南新四军北撤途中，就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攻，9000多人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歼，从而造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固然是由蒋介石的反共本性决定的，但与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的进行也有一定的关系。据说在曹甸战役进行之前，项英曾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等皖南部队过江以后再进行，以免造成被动，但中央认为可以打。曹甸战役一打，皖南新四军部队的处境当然就更加困难了。
    另外，在皖南新四军北撤的时机上，中共中央也是有责任的，不能完全归罪于项英。毛泽东等虽然多次要项英等尽快过江，但又一再说不必着急，主张再拖一两个月，对蒋介石的报复估计不足。例如1940年11月21日，毛泽东表示：“我除在文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上我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步不让。”同日，毛泽东又指示叶、项：“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难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11] (pp. 99～100)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项英等电报中又说：“他(指蒋介石——引者)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12] (p. 586)12月16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陈毅并告叶挺、项英的电报中，虽然说“局部进攻是必然的”，但又说“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12] (p. 591)。这必然会放松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对蒋介石报复的警惕性。实际上，当时中共中央是以皖南新四军的北撤作为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条件，以换取汤恩伯、李品仙20万大军停止向东进攻苏北新四军，减轻苏北新四军的压力，所以在要求皖南新四军做好北撤准备的同时，又一“拖”再“拖”，从而丧失了撤离皖南的有利时机。如果能早下决心北撤过江，蒋介石就是想报复也没有机会了。
    因此，不应该再继续沿用“三次反共高潮”这种提法，而应该直接将前两次摩擦称为晋西事变、皖南事变。至于“第三次反共高潮”，本来就没有形成，更不应该作为一次高潮。

    　　　　九、关于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

    对于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大家都是充分肯定的。但是，在这方面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对于抗日战争地位和作用的重视往往只是口头上、理论上的，实际上并没有把它放在那么重要的地位上。对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有关的纪念设施和影视作品就很清楚了。全国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现在经过整修、扩建好多了，原来的规模据说还不如仅仅各进行了几个月的三大战役中某个战役的纪念馆；抗日战争纪念设施的数量，可能也远远不如红军长征纪念设施的数量。即使在著名的接洽日本投降的湖南芷江、接受日本投降和审判日本战犯的南京等地，也没有像样的纪念设施。在影视作品中，红军长征和三大战役都拍出了长篇巨制，可是对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却没有拍出这样的影视作品，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影视作品至今只有一部《血战台儿庄》。台湾还拍了一部42集的电视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可是我们至今没有拍出一部这样的片子，这与抗日战争的重要地位相比太不相称了。
    在抗日战争著作编纂方面，中国不仅比苏联等国相差甚远，即使与日本和台湾地区相比，也显得逊色。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在战后集中力量编纂出了多卷本的《战史丛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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