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广布国际宣传网，构筑自己的宣传阵地，加大舆论宣传力度。进行国际舆论动员，开展国际宣传的前提条件是要建立国际舆论宣传的平台，使自己的声音能够进入国际社会。为此，国民政府以文字宣传、广播宣传、艺术宣传等形式，广布国际宣传网，构筑自己的国际宣传阵地。国宣处成立不久即在汉口策动成立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由该会自1937年12月25日起协助汉口市广播电台以国民外交立场对国际间广播英语演讲与法语新闻；1939年2月，中央短波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并于1940年1月由国宣处管理，定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英、日、法、俄等语言广播新闻类为主的节目；国宣处还与BBC、CBC、NBC、CBS等外国广播电台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相互交流节目。在文字宣传方面，国宣处在国外设立的办事处与所在地的民间团体广泛合作，出版报刊和宣传册。1938年4月，香港办事处创刊《战时中国》，香港沦陷后，该刊自1942年1月起在纽约印刷发行，从未脱期；纽约办事处成立不久即成立了泛太平洋通讯社，并创办英文半月刊《现代中国》；上海办事处利用公共租界的特殊环境，共发行12种对外宣传刊物，其中英语7种、法语2种、俄语1种、日语1种。电影是艺术宣传的一种重要形式，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先后在美国上映《保卫我们的国土》、《热血忠魂》、《大无畏之重庆》、《中国反攻》等抗日题材的影片，其中，1941年8月，国宣处拍摄的影片《中国反攻》在美国6000家电影院上演，轰动全美。

    二是注重军事行动与舆论动员的配合；以大规模会战吸引国际舆论视线。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援，有赖于自身的苦战与战果。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为抵抗日本侵略，在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会战，吸引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友好人士的目光。美国记者斯诺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即驱车赶至，目击了二十九军与日军的激烈战斗。在当晚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斯诺质问日军头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为了寻找一个失踪的士兵，竟动用成千的兵力？斯诺对日军的质问，向国际社会宣示了日本制造事变的本来面目和中国抗日的正义性。蒋介石倾力在淞沪地区与日军会战，除了要引敌南下，打破其速战速决逼降中国的企图外，也因为上海是西方列强的经济中心，希望列强，尤其是美英，在其自身利益因日本的侵略而受到损害时，能干预战事和援助中国。会战持续了三个月，国际报道的文章比1919年协约国突破德国防线的报道还要多。美国人每天可读到日本人在上海用汽油弹轰炸中国老百姓的报道。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幅受惊的孩子在废墟上号啕大哭的照片，给人以强烈震撼。1938年6月至10月间，以国共双方共同接受的“保卫大武汉”为口号，中国军队进行了著名的武汉会战。此时，“大约有40名战地记者齐集武汉，报道这座城市的保卫战”(11)。他们的报道内容大都是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赞扬中国军民的英勇精神。当武汉会战最紧张阶段，斯诺与周恩来、邓颖超、叶挺、郭沫若、郁达夫等中国各方面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还采访军界领导人，为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搜集了大量的素材。他坚信中国虽打了败仗，但处在得胜的一边。台儿庄大捷，美国记者采访后即刻致电本国报社，进行宣传。一系列大规模会战的展开，使抗日战争初期国际舆论的导向表现出了空前的统一，即激烈谴责和揭露日本的侵略暴行，对受难的中国表示深切的同情，鼓励和支持中国坚持抗战，积极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促进中国抗战情绪日渐高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三是不失时机地利用外交活动进行舆论宣传，影响各国政府的决策。抗日战争时期，宋子文以特使和外交部长身份长期驻美，亲自挂帅从事国际舆论动员。他以《青年中国报》、《国民日报》和中央通讯社及中国通讯社驻美国分社为宣传基地，大规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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