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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三次农民浪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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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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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曾经试图实现工业与农业并举、城市与乡村同步的发展思路，但由于国际环境影响和缺乏经验，仍然没有摆脱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即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结果事与愿违，中国在1978年以前实行了比原苏联更为极端的压制农民的体制和政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问题还是出在如何看待农民的利益上。工业化最终会为农民带来利益，这一点谁也不否认，问题是农民的个体经济是否与社会主义和现代工业不相容？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是不是绝对的奉献者？这两个问题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没有遇到的，却是列宁和斯大林早有定论的问题。1951年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农业合作化决议即回答了第一个问题；1953年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又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而这两次回答都是根据苏联的理论和经验。
1978年以后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把农民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在80年代中期，当乡镇企业崛起的时候，中共中央出于保护农民利益和自主权利的考虑，在一片关于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市场、干扰计划和产生“不正之风”的呼声中，坚持实行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
第三，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走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对中国来说，工业化面临着比欧美国家更多的困难。中国在1840年开展工业化之前，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农业文明国家，这不仅指农业生产和技术水平很高，不仅指依靠庞大和发达的农业为基础，建立起比较发达的市场流通网络以及手工业，养育着庞大的人口；还指在上述经济发展水平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权制度和稳定而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大国。这种强大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命运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无论这个政府是否强大，其出于积累工业化资金的需要，都必然将人口庞大、但又非常分散的农民作为工业化初始阶段的纯贡献者，并且很容易将这些投资集中于重工业和城市，如果这个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很强，则更有可能在短期内强化这种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以加速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因此，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的中国，农民和农业似乎注定成为资源净流出者。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农村和农民承担了工业化及改革的许多成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应当反哺农民和支持农村。同时，农民作为现代化过程中变动最大的阶层，也是作为最弱势的群体，国家应该尽量减轻其负担，减少其转变身份、流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过程中的障碍，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教育、科技投入向农村倾斜来为农民解困。
总之，探索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主要是如何解决上述难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既需要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需要具有科学理论和知识；既需要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也需要对现实的准确把握；既需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也不能因此忽视其在现代化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的共性，轻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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