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实证主义”具有语言的华美，可读性比传统实证强。但更多形容词汇的增加，必然削弱论证的严谨性。正如当你证完“1+2 >1+1”时，你写出结论：“1+2”高贵地大于卑贱的“1+1”；论证程序本身可能没有问题，但在结论前加上形容词汇，结论就会变得有问题了。实证的科学性本身对形容词是排斥的，因为形容词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个矛盾是“新实证主义”本身内在的予盾。

　　高华的系列论文被称为“新实证主义”史学的案例，《红太阳》也是这个案例的典范之作，单是书后的参考文献就有32页。工夫不可谓不深、论证不可谓不充实。但也无法避免武断地下结论，书中写到“毛泽东为什么挑选彭真作中央党校的主管，答案只有一个：彭真是中共党内刘少奇系统的第一号大将”，往下几页又写到，“彭真的忠诚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赢得了毛泽东的称许”。 看来彭真被毛挑中幷非“答案只有一个”。这种武断的缺点在于历史论证涉及到一系列大大小小事件的逻辑性，不可能每一件都恰当地处在作者著述的逻辑序列当中，何况事件与人物本身又经常是充满矛盾和悖论的，因此论证是困难的，携带优美的词汇进行论证则是危险的。

　　历史不是科学，但历史需要科学实证；历史不容易理解，但历史更需要刻意的理解。

　　“新实证主义”在科学性的形式上比“理解”占优势，较易触及微观逻辑真实，但由于论证必然要求材料为某个论据服务，于是断章取义不可避免，又由于是论证，所以下结论是必然的，在断章取义基础上的不断下结论，则很难保证气平情正。正如杜维运在《史学方法论》中所说“气平情正，是史学家走向客观忠实的坦途。”“天下绝少以欺骗为矢志的史学家，多半有君子之心，而气不能平，情不能正，以致丧失历史的真实”，“‘在细节上都对，整个看起来就错了’，大凡曲解都是如此”。

　　“理解”在把握宏观真实、微观的丰满真实和处理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上比“新实证主义”更占优势，因为不去触摸时代的脉络就谈不上“理解”，不运用大量的微观材料则谈不上客观地还原历史。而且因为“理解”，往往会充满更多的同情，去同情当时的人与事件的合理性，由此，在选材上可能会删掉许多携带戾气的史料。杜维运《史学方法论》也写道，“良史未必能如科学那样，对人类百般服务，劣史却与科学同样具有摧毁人类的力量”；“不分良莠地登录所有的史实，则所写成的也极可能流于劣史”；“真历史如果缺乏‘浩阔的人类的同情’则产生弊害的可能性极大”。

　　古今中外的史学家多为男性，男性写史，往往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自恃有余而谦逊不足；锋芒有余而“隐晦”不足。“实证”与“理解”对于历史研究都很重要，正如男人和女人对于社会都很重要一样，男女各有优缺点幷可结合，但很难合为一人，这正似历史研究中所常见的方法整合与整合困难的现象。

　　注释：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 程郁 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页105.

　　朱宗震《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145.

　　《文史通义全译》卷三内篇三《史德》，（清）章学诚 原著，严杰 武秀成 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页256.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382、387.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287、283.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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