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问题”，是指日本于1914年借对德宣战之机强占山东胶州湾及胶济铁路的归还问题。巴黎和会不但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反而作出了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决议，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拒签对德和约，此问题遂成为悬案。

一、“边缘”谈判的设置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中国对此十分重视，迫切希望得到英美的支持，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该问题。但形势并不有利于中国，日本要求直接与中国谈判，抵制将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美国的态度是希望山东问题得到解决，但又不希望这一问题在会议上提出而影响其主要战略的实施。日本政府获知美国的态度后，于8月30日提出“特定国间问题”，其范围是：“一、青岛依当初之宣言还付中国。二、关于辽东租界问题。三、关于南满洲铁道之营业。［1］”日本将山东问题列为“特定国间问题”，目的就是阻止会内讨论此问题。9月6日，日本政府又向中国驻日公使表示，山东问题要在会前解决。“如中国不愿商议，欲在会中提出，彼惟有声明理由决然拒绝”［2］。这样，美国与日本已经一致希望山东问题于会前在会外讨论了。

中国对美日之间的一致，甚为焦急，担心此事可能导致美日妥协，重演巴黎和会之结果，因此积极活动寻求应策，但却不能不受外界的影响，看他人脸色行事。美国不断地劝说中国会外谈判，认为在会议内讨论的困难是：“中国并未参加凡尔赛条约，而列强对于日本则受秘密条约所束缚；在美国亦不欲阻止其双方自行解决，而将此种问题牵入会议。然日本即可借他国为后盾，以极充分之理由反对此案之提出于会议也。”并说：“时机未至，美政府不愿处于调停地位。［3］”与此同时，一些担任中国政府顾问的美国人亦劝告中国接受在华盛顿会外讨论的办法。兰辛认为：“欲山东问题成功，只有移往华盛顿交涉之一法。”“在华盛顿交涉，中国人将以为即太平洋会议所允许，其实亦即会议之一部分。［4］”福开森劝颜惠庆到华盛顿，“在此地会议之外与日本谈判”［5］。这些无不影响着中国政府的决策。

中国政府在确知美国的态度后，为了不使自己孤立,不得不改变主意，作出退让，原则上接受了美国会外讨论山东问题的主张。

最后，在美国的设计下，对讨论山东问题作了在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进行会谈的安排。所谓“边缘”会谈，即在海军裁军会议之外，另行组织中日山东问题会谈，达成的协议，载入会议记录，作为会议所接受记录的一部分。在会谈时，美、英两国派观察员列席。观察员的任务是“观察以及必要时出现调解纠纷以弥分歧”［6］。休斯和贝尔福在11月25日先后与加藤及施肇基会晤，解释了这一安排。同时，休斯还表示，“倘有某项争点不能妥协，仍可使余及白君（贝尔福）注意或提交大会也”［7］。

对此次“边缘”会谈的安排，中国政府经研究后，表示愿意接受。

中日双方都同意“边缘”会谈的安排后，11月30日，华盛顿会议主席休斯在大会宣布，“请中、日代表觐面商议，以期解决鲁案”，“英、美首席代表愿任调停”。美国将派远东司司长马慕瑞及代表团秘书贝乐列席每次会议，英国亦派代表朱尔典及远东司司长莱朴生列席，会谈结果须报大会。这一宣布，使会谈与会议的关系牵得更紧，等于宣布会谈本身就是会议安排的，因此亦可看作会议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这一谈判在实质上仍是各方面相互斗争与妥协的结果，既非中国要求的会内讨论，也非日本所要求的直接交涉。

二、“边缘”谈判的艰难

1921年12月1日，中日两国出席会议的双方全权代表开始谈判山东问题。美国派出国务院官员马克谟和培尔，英国派出朱尔典与外交官莱朴生列席，休斯和贝尔福出席了第一次会议。中国代表团发言表示，山东问题是中国存亡的关键，中国国民都希望这次会谈有一个公平圆满的结果，同时宣布了中国政府鲁案交涉的4项先决宗旨，表明中国的坚定立场。日本代表对此未持异议。“边缘”谈判第二次会议在进入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时，中国代表团提出了铁路问题，要求收回胶济铁路。日本则提出了胶济铁路由中日合办的主张，双方分歧较大，一时无法统一。胶济铁路是山东问题中最关键、难度也最大的问题，亦是中日之间长期争执的主要焦点。中国希望谈判能够抓紧时间，尽快进行，在华盛顿会议正式闭会前能够结束，不希望单独面对日本来解决山东问题，时间对中国尤其珍贵、紧迫。从推进谈判的策略上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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