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中国政府的坚持下，同时受到中国舆论的坚决反对，美英的压力，不得不表示退让，重新回到筹款赎路的立场上来。日本代表在12月30日表示：“政府复称所拟办法已超出政府原有训令之外，但既已进行，自当照准。”［14］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态度也更加明朗，日本代表团被迫接受了中国代表团关于赎路问题的建议。31日，中国外交部与交通部拟定出4条办法，主要内容有：现款赎路，恐难实行；国库券作保证，偿还期十年或十二年，均可允。三年半后提前清偿，亦可通融，以为拒绝用人之交换；车务较会计尤重，倘争议至不得时，可仅允用日人充副会计长，再不得已，可允日人充副车长［15］。

这样，在美英的推动下，1922年1月4日，中日谈判恢复。尽管此后日本仍有反复，但中国认清了日本的本质，未曾表示软弱作出退让。同时，美英也基于华盛顿会议战略的实施，不断出面斡旋，积极推进谈判的进行。1月中旬，美英两国分别向中日双方提出了四种调停方案。其中丁种方案为：中国以国库券赎路，期限12年，3年后得一次还清，还清前聘日人为车务长、会计长［16］。中国代表团认为此种方案较合中国实际，主张在此基础之上作一些调整来解决山东问题。1月18日，日本代表向贝尔福提出了在丁种方案基础上修改的新方案，同意中国以国库券赎路，期限15年，5年后可先行付清；该路雇中日会计长各一人，职权相同，并雇日人为车务长。

此时华盛顿会议已进入尾声，美英都迫切希望中日会外交涉能取得成果，因此对日本的这一新方案十分满意，认为日本同意中国以国库券赎路已作出重大让步，遂转而对中国施加影响。1月19日和22日，休斯和贝尔福两次与顾维钧、施肇基等会晤，极力劝说中国接受日本的新方案。顾维钧等对日本的提案并不完全赞同，提出在用人问题上，应改为日人在华人下充任副车务长、副会计长，也就是回到日本代表在12月提出过的方案。这两次会晤后，中国代表团立即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汇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窃以为所提解决办法，未予中国以完全公道，但可得亦不过如此。大会事项系于本问题之解决者甚多，似应各方兼顾，并于中国对外关系之前途，详为考虑也。”［17］虽然在会谈中中国代表还希望在用人问题上有所修订，已十分明了美英的态度，中国根本无力得到更多的东西，因此实际上是在向北京政府建议接受日本的新提案。

在收到中国代表团发回的电报后，北京政府外交部也明白日本的新提案是“最后办法”，“虽不能完全满国人之望，特事势如斯”。于是在1月26日电示代表团，“如实无商量余地，只可就此决议”，实际上采纳了代表团的建议，授权他们接受美英调停，在美英的“最后办法”上签字。27日，中国政府正式电令中国代表签字。

三、“边缘”谈判的结果

经过两个多月，三十多轮的艰难谈判，中国利用

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及列强之间矛盾，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下，迫使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中日双方终于在1922年1月31日达成协议。2月1日，休斯将协议在华盛顿会议上全文公告。2月4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至此，华盛顿会议围绕中国主权问题争执的“边缘”谈判宣告结束。6月2日，中日双方在北京交换批准书。该条约正文11节28条，附约及协定条件22条。其主要内容有：

（1）胶州德国旧租借界地交还中国。条约规定，“日本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各任命委员三人，共同组织一联合委员会”商订胶州德国旧租界地之行政权、公产及其它事项移交办法；上述移交“至迟不得逾本约实施后六个月”；移交所需文件资料亦应同时交付中国；“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内所有公产”，“全部移交中国政府，上述公产中为日本官厅所购置、建造或前属德国官厅所有经日本增修者”，中国政府应“按日本政府所用之实费”给予补偿，此外移交的公产，“不得向中国政府要求偿价”；胶州德国旧租借地的公产中，“为设立青岛日本领事馆所必需者”及“为日本居留民团体公益所必需，如学校、寺院、墓地等”，仍归日本保留。条约还规定，中国政府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放为商埠，准外人在该区域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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