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日之间的“边缘”谈判缓慢进行时；中国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和上海9团体派出的国民代表蒋梦麟、余日章则认为局势危急，应全力抗拒。在他们发回国内的电报中表示：“应速通告全国，死力抗拒。一、电促政府代表取坚决之态度，直陈勿懦；二、鼓吹举行国民示威运动；三、速将吾国民意径电美国人民，并电告示威运动经过以及其他反对情形及结果，刻速举行，坚持到底。”［8］在中国代表团中，全权代表王宠惠和代表团随员刁作谦也认为代表团太软弱，让步太多。

美国在发现中国代表团的分歧后，不希望中国代表团的行动超出美国设置的框架，遂对中国施加压力，不要受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并表示支持中国最终收回胶济铁路。中国政府一方面不得不依靠美国，看其脸色办事，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示威游行事件发生，于是在12月11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了关于胶澳问题的宣言，述说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以及“边缘”谈判开始及至此时为止的大体情况，希望能以此使学生平静下来。但是，北京四十余所学校的几千学生还是在12日游行示威，并向外交部提出条陈：“一、尊重民意。二、鲁案必须提出大会。三、胶澳须无条件归还。四、上述各条，电代办照办。”外交部迫于压力，对这4条逐一答复：“第一当然尊重；第二已提由大会发端，英、美调停，将来仍由大会公认；第三必期达还我山东，保全主权领土之目的；第四允照电。［9］”学生们听后表示满意。谈判再次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

在处理完一些较易解决的问题后，12月13日，开始讨论处理铁路的这一尖锐问题。此时，日本坚持侵略利益的蛮横态度一下暴露出来了，表示胶济铁路要由中日合办，只有在其它问题都解决好之后，日本才答应放弃合办。对这一无理要求，中国代表严辞拒绝，并强硬表示，如日本仍坚持这种态度，就停止讨论。列席会议的英、美代表亦对日本的态度表示反感。日本一开始就处于孤立，只得表示希望第二天再议。14日，日本代表表示，日本政府的训令是要合办，但他们违反政府的意志，提出赎路办法3条。这3条中，第一、二条是有关核定胶济路财产问题，但在第三条关于赎路办法上，双方意见无法一致。日本以“不断利益关系”为理由，提出借款赎路的办法：“仿照中国近来铁路借款条件，于山东问题议定后六个月内，与日资本家订借款合同。［10］”日本要求中国向日本银行家筹借一笔长期贷款来赎买铁路，在贷款使用期间应使用由日本金融家推荐的总工程师、车务长和会计师各一人，用意还是要长期控制这条铁路，继续保持日本在山东的经济权益。这当然遭到了中国代表团的坚决反对，中国提出立即筹集现款赎路或以有价证券分期付款的方案，拒绝日本的借款赎路主张。中国认为，铁路已修好，已在运行，根本不需要铁路借款，只存在偿还的问题。顾维钧在辩论时还表示，“任何国家坚持让别国接受不需要的贷款都是不合理的”，“在中国既不需要借款，也不需要用钱的时候，日本似乎急于让中国充当日本的债务人”［11］；中国愿意自行选用胶济铁路的日籍工程师。同时严正声明，如果日本不及时承认中国的赎路办法，中国宁愿终止交涉，并请求美英居间调停。

赎路方法成了胶济铁路问题的焦点。中日就此展开了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中国首先坚持用现款赎路的主张，但这并不适合中国当时的实际，中国是否具有这一实力，代表团心中自然有数，对现款赎路毫无信心，遂渐倾向于以国库券赎路的办法。在中国的坚决斗争及美英的调停下，日本代表团也一步步地放弃了其借款赎路的主张，逐渐接近中国的主张；但要求在铁路胶济段由中、日各派副车务长、副会计长一人，统归津浦车务长及会计长节制。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与交通部商量后电告代表团表示：“由于副车务长既在必争，似可放松”，日本“要求中、日各派副车务、副会计一人”，“事尚可行”。至于赎路方法，“用发行债票办法。惟应声明，先尽中国人购买。期限问题，只须有若干年后可一时付清一层，长短请随宜酌定”［12］。中国为推进谈判，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但日本政府并不甘心，对日本代表接受美国调停，许纳筹款赎路的让步表示不满，这导致了谈判的再度停顿。于是，日本政府转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企图否定日本代表团在“边缘”会谈所做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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