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杰出的作家、诗人和剧作家。他学识渊博，才华卓著, 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书法艺术，以及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进步文艺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一、诗人、军人、史学家

　　“五四”运动时期，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振聋发聩的响亮口号。鲁迅以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郭沫若以第一部白话诗集《女神》，教育了千百万青年。郭沫若本来旧诗根柢很好，少年时代留存在作业本上的诗歌六十余首，其中虽有少年诗人极幼稚的自我陶醉，但洋溢着深厚的民富国强的真诚祈愿和强烈的反帝爱国激情。“耽耽群虎犹环视，岌岌醒狮尚倒悬”，这些诗句显示出郭沫若少年时代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忧国忧民的广阔胸怀⑴。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在思想上反映了新时代的新精神，艺术上也是不拘一格，大胆创造，完全打破了旧诗格律的桎梏，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自《女神》问世，诗坛上才算出现了真正意义的新诗。《女神》气势磅礴，豪情激荡，洋溢着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强烈地表现出“五四”时代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郭沫若热烈地希望灾难深重的祖国在烈火中得到新生。《女神》是我国新文化史上第一部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新诗集。它的问世，开创了一代诗风。郭沫若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1926年夏，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广州到武汉，到南昌，踏遍关山险阻，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就在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满怀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奋笔疾书《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蒋介石通令缉捕郭沫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于 1928年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五四”时期的诗人，北伐时期的军人，在被迫流亡日本之后，经几年的潜心钻研，却变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二、在生活的重压下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

　　郭沫若亡命日本期间，国内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这次大论战，看似学术之争，实际上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正如郭沫若所说：“对于未来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这次论战，是大革命失败之后面临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这是一场关系中国前途的大论战。

　　郭沫若对论战中涉及的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从未研究过的。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凭着满腔热血、一颗忠心，加上他青少年时代就具备的中国古文献根柢，勇敢地参加了这场陌生的大论战，写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下精神生产》、《＜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及《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写作之际，郭沫若深感旧有文献之不足，且难征信，认为须得“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

　　1928年八九月间，他首先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借到了罗振玉编的《殷墟书契前编》。但这部没有释文的拓片集录使他无从解读和使用，于是，转向求索甲骨文的入门书籍。他开始阅读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和一批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著作。

　　他对甲骨文一字不识，但他坚信通过对地下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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