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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与中国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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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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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30年代到现在，对中国古中分期问题讨论已经历过近70年的历程，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李祖德先生撰写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综述》（以下简称《综述》，载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及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三位先生合著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以下简称《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已对前50年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性的研究和评介。特别是《综述》的介绍既全面又简明，它虽不及《五十年》详尽，但可使读者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50多年的讨论情况尽收眼底。
《综述》首先阐述了为什么要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理由有二：一，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革命实践的需要。要革命就必须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的国情，而中国社会的现状是从过去的历史发展来的。“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二，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相信历史是有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国古代史就应阐释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社会形态的演变情况，因此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其次，《综述》阐述了50多年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概况。这是本文的重点。它着重介绍了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三个阶段或时期。即以30年代为第一阶段，讨论的焦点是围绕中国社会史论战，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的问题。这时的进步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何干之、王渔村（王亚南）、翦伯赞、邓云特（邓拓）等纷纷发表论著，论证中国历史曾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国民党右派陶希圣、梅思平等，托派李季、王昌宜、胡秋原等也发表论著，提出“永恒封建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论点，否定奴隶社会历史阶段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否定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歪曲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性质，从而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30年代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进步史学家不但有力地批驳了陶希圣之流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上，为中国历史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第一阶段的讨论中，也有不足之处，正如郭沫若所说的“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这就是说在第一阶段讨论中，进步史学家们在理论和资料运用方面都有严重缺点，所取得的成就政治性大于学术性。另外，就学术性而言，在进步史学家中，对奴隶社会的上限和下限也有不同的认识，如郭沫若的殷商原始社会末期说，吕振羽等人就坚决反对。
40年代，是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讨论焦点是具体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上限和下限问题。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学者都发表了宏篇巨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在理论上摆脱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公式化倾向，在资料上做了比较详尽的考订工作，克服了忽视史料辨伪与不重视时代性的缺点。在第二阶段的讨论中，除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在第一阶段基础上继续深入讨论外，还讨论了商代社会性质、西周社会性质、春秋战国社会性质等问题。在这一时期，郭沫若放弃了殷商原始社会末期说，承认殷商是奴隶社会。对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间问题，则由西周与东周之交说，改为春秋战国是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的变革时期，这一变革到秦末农民大起义才完成，这就是说郭沫若从原先的东周封建论，转变为西汉封建论。在这一时期，当郭沫若放弃殷商是原始社会末期说的同时，侯外庐和尹达却进一步论证了殷商是原始社会末期说的问题。在这一时期，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者，则建立了其学说体系，这些都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作了准备。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进入了[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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