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往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先驱者，对于他们在探索中作出的贡献，郭沫若都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近五十年来研究这项学问的人才辈出，如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罗振玉，都是很有贡献的。

　　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考释》和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是郭沫若研究古文字的启蒙读物。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即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结合《史记》、《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等书，有力地证明了《殷本纪》所载殷王朝的世系是可信的，并订正了先公先王的位次。郭沫若受王国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此时对殷周社会性质的认识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关干“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论断，则成为郭沫若以“殷周之际当即所谓‘突变’之时期”的出发点和依据，从而认为殷代是原始社会末期，周代是奴隶社会的开始。郭沫若评论道：“王氏在卜辞研究之余有《殷周制度论》之作，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是一篇轰动了全学术界的大论文，新旧史家至今都一样地奉为圭臬。”又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⒁

　　此外，郭沫若对罗振玉（雪堂）、董作宾（彦堂）也都有很高的评价。

注释：

⑴ 乐山市文管所编：《郭沫若少年诗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⑵ 1929年9月19日致容庚信。《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⑶ 同上，1929年12月4日致容庚信。
⑷《金文丛考》重印弁言。
⑸《青铜时代·青铜器时代》。《沫若文集》第 16 卷。
⑹ 郭沫若：《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序说《卜辞出土之历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⑺ ⑻转引自《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 200、218页。
⑼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论的认识》，台湾大陆杂志社1960年版 ，第8页。
⑽ 此事过去只是听说，未敢深信。最近由台湾几位朋友提供可靠资料，确凿无疑，对台湾同行的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⑾ 郭沫若译（德）亚多尔夫·米梅里斯（A·Michaclis）著：《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译者序第4页，上海湖风书局1931年再版。
⑿同②，《关于古文字研究给容庚的信》，第5页。又见，《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
⒀⒁ 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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