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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条件制约古代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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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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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在成本收益原理指导下，中国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不少人不同意我们关于“中国自然产品差异小”的论断，他们或许会问，“中国地大物博，气候复杂多样，自然产品无所不有”，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你怎么硬说中国的“产品差异小”呢？
当然，谁也无法否认“中国自然产品几乎无所不有”的常识。但是，历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产品差异是否足以刺激人们从事商品交换，这就必须考察产品差异的地域范围，分析不同地域之间的运输成本。例如广东与黑龙江的气候截然不同，它们的产品当然存在巨大差异，但由于空间距离所决定的运输费用（太高），古代条件下它们的产品不可能实现交换。所以，尽管中国的产品确实“无所不有”，但它们对历史研究并没有具体意义。我们所说的“产品差异小”是相对于运输能力而言的。在陆路运输条件下，古代基本农产品市场的辐射半径不超过10公里（实际上更小），面积往往只有几十平方公里。在这样狭小的范围内，产品很难有多大差异。
弄清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是破解所有中国宏观历史之谜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宗族组织、专制制度、重农抑商、儒家思想等，都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篇幅所限，下面我们只对统治者何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给予简单分析。
四、抑商政策也是统治者在特定社会状况下的理性选择
历史学家早就发现，西欧的统治者和中国的专制王朝对商业的政策根本不同，西欧都实行重商主义，而中国都实行抑商政策，于是人们往往把政策的不同看成是社会发展差异的原因。这一认识其实是肤浅的，因为不是政策造成了不同的社会状况，相反，是不同的社会状况使统治者选择了不同的政策。
从成本收益原理分析，西欧实行重商主义，是由于商业盈利高，因而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大量税收；中国实行抑商政策，则是由于商业利润小，国家对其征税成本很高，往往得不偿失，还不如干脆限制其发展。
如前所述，商业利润来自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差额必须高于运费，交换才有可能实现。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只有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或者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才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由于运输费用高，茶叶、丝绸等特殊物品到达最终消费地时也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是统治者早就发现了这一道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就开始垄断盐铁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普通的农林产品难以盈利，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从古代的封建帝王，直到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我们已经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五、结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非常推崇人类的历史主动精神。现代经济学家也非常注重人们如何进行“选择”。不过从中国历史来说，古代社会之所以长期发展缓慢，不是因为人们缺乏主动精神而少做了什么好事（儒家思想的禁锢使人们没有积极进取），也不是因为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多做了什么坏事（专制王朝极力压制进步势力），而是由于在特定的客观环境下，“勤劳”、“智慧”的人民也只能够那样生活，只能够“创造”出前期显得光辉灿烂，后期又陷于停滞落后的历史。套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人们在那样特定的条件下没有任何其它选择余地。
世界大多数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总要发展的”的认识是缺乏根据的。当我们放弃这一信念，跳出传统的历史研究框架，用经济学家的超然态度来观察中国百姓的具体生活时，就可以发现所谓的“中国历史之谜”其实十分合乎常规，它们也只不过是“经济人”在特定“自然地理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已。上一页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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