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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仕途刍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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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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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生产都没有确立，不能够满足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落后密切相关，清政府在人才使用方面，也是十分昏庸腐败的。由于清朝政府袭用封建社会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促使“天下无人才”[5](P40)。经过八股科举所选用的人员是不合时宜的，进入官场更是凤毛麟角。清政府重用提拔的重臣要员，如左宗棠、刘坤一、丁日昌、盛宣怀等洋务官僚，皆非科举进仕，而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中兴名将”。虽然19世纪末年，欧风美雨已吹进古老的中国，但清政府仍坚持“中体西用”，极力保存封建专制统治。从这种目的出发，清政府选人用人，自有既定的取舍标准，任用“多磕头少说话”的唯唯诺诺的奴才，重用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投机分子，庇护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官吏……即洋务人才，也不能免于这种陈腐的陋习。在这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严复的政治前途必然暗淡。
二、严复虽然学贯中西，目光敏锐，具有独特的个人优势，但是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在任人唯亲的清末社会，成为仕途难以逾越的障碍。
清朝政府沿袭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以皇帝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下，从总督到知县都由中央机关直接指派，官风腐败，机构臃肿，“捐纳”、“卖官鬻爵”、编织权钱交易“关系网”的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倘若没有“政治靠山”，则难以平步青云地升官晋爵。
严复出生于福州，得风气之先。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面对外来文化经济浪潮的冲击，福州船政学堂又是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发祥地和首批近代科技人才的培养地。传统文化和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兼收并蓄，为一代雄才的成长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严复少年时期，便萌发了救国强民的抱负。1866年冬，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招生，严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1877年，严重又得以福州船政学堂优秀的毕业生和具有一定航海实践的能力，作为我国第一批赴英国留学生，进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深造。在英国留学期间，严复掌握了近代海军科技知识，又致力研读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著作，深入考察英法社会学说和政治制度，并且一直得到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热情关怀。郭嵩焘十分赏识严复的卓越见识和杰出才华，认为严复是大可造就之才，因而给予厚爱，彼此经常亲切交谈。郭嵩焘赴英、法各地参观访问时，多次邀请严复随行，以增广严复的见识。这位驻英公使在向清政府汇报赴英国留学生学习情况时，特别提到严复的“识解”是其他学生所“远不逮”的，如果让他“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而让他“交涉事务，可以胜利。”[6]但是郭嵩焘的推荐，并没得到清政府的重视，因为他的洋务思想超前了，自己都得不到清政府的重用，更谈不上对严复的仕途发展有决定性的帮助。严复回国时，同乡沈宝桢正处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显赫地位，严复受到沈宝桢的举荐，被任为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可惜同年冬天沈宝桢就因病逝世，严复又失去了一个靠山，只好屈就于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的职务。
三、思想超前，政见不一，这是清末严复仕途不畅，未被李鸿章洋务派重用的主要原因。
严复从英国学成回归，满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矢志努力仿效西方文明，改造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旧中国。但是，掌握清朝政权的顽固派的指导思想是“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都是维新改革道路上的障碍物，与严复强调的“以自由为主体，以民主为用”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相对立的。虽然1880年到1900年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云”[7](P15)，为发展天津水师学堂，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然而在1894年才连捐带保取得“选用知府”的资格，后来又擢升为“选用道员”。仕途发展与他的期望相去甚远，上司李鸿章根本就没有准备对他提拔重用。严复对李鸿章也保持一定距离，“不预机要，奉职而已”[8](P1541)，而且还经常议论洋务派。他在给堂弟观澜信中倾吐苦恼心情：“眼前世界如此。外间几无一事可做，官场风气日下，鬼蜮如林，苟能拂衣归里，息影敝庐，真清福也。兄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由于当时官场习气恶劣，不重人才，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9](P731)
严复目睹当时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李鸿章洋务派任人唯亲、培植党羽、片面学习西方文化，感到非常悲愤忧虑。他经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悖牛耳！”用不了30年，中国要像老牛一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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