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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叶的文化先行者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在青年时代锐意于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的"疑古"探索后，至晚年却到"信古"进而"复古"起来。本文以严复思想研究为例，认为严复思想始终未改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以"救亡"图存思想为经线，其爱国初衷不渝，"救国"方略则相时而变并随着对中国国情理解的深入而渐趋深化。从"政治救国"寻求富强的一揽子计划，到"科教救国"，再到"道德救国"，变化的只是其救国方略。二、以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为纬线，其"价值重估"、"往返质疑"的"实用主义"精神未变。因此，从"阶级论"或形而上学意识形态观点出对严复及其思想做出的评论也是无法成立的；而"复古"之说，则是对严复思想的舍本逐末之论。
关于严复的研究与传述已为数甚多，尤其是毛泽东、李泽厚、鲁迅等从官方到精英的权威论述，似已盖棺定论。但是细究之下会发现，这些经典论述中有一点"共识"，即认为，严复在晚年走向了保守和复古，理由就是他的"尊孔"。这就揭出了中国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20世纪初叶的文化先行者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在青年时代锐意于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的"疑古"探索后，至晚年却到"信古"进而"复古"起来。相反的观点以汉学家哈茨、史华兹等为代表，以为严复终生主张"全盘西化"。（1）
两种观点中，前者一直没有清晰解答"复古"的原因，后者则略显牵强。此问题在中国文化建设中关系重大，如果不能争实解决，就很容易陷入一个"怪圈"中：要么"全盘西化"、唯新唯西，拒斥中国文化传统；要么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高唱"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从辩证观点出发不难发现，二者各自形成了一个"封闭结构"，相互排斥，并均有其立论理由。然而正如"信仰自由并不是’不容异教’的对立面，而是它的花样翻新。二者都是专制主义。一种自命有压制’信仰自由’的权利，另一种则授予这个权利"，（2）两者都形成了绝对的知识和信仰霸权，是一种片面的深刻，因此有必要将严复放回到其历史语境中进行细致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西化论"与"国粹派"的意气之争，有利于中国文化建设中的资源整合。
笔者认为，严复思想前后是一致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以"救亡"图存思想为经线，其爱国初衷不渝，"救国"方略则相时而变并随着对中国国情理解的深入而渐趋深化。从"政治救国"寻求富强的一揽子计划，到"科教救国"，再到"道德救国"，变化的只是手段。二、以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为纬线，其"价值重估"、"往返质疑"的"实用主义"精神未变。因此在严复身上，从反八股、反封建的先锋，到主张"尊孔"，看似"复古"，其内在精神实质却始终未变。因此，从"阶级论"或形而上学意识形态观点出对严复及其思想做出的评论也是无法成立的；而"复古"之说，则是对严复思想的舍本逐末之论。
一、严复救国方略论
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救亡"观念的，就是严复1895年的《救亡决论》。以此为发端，严复矢志于爱国救亡，不断探索"有效"的救国方略，这此方略随着他对中国国情了解的深入而渐趋深化细致，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并具有相对的阶段性：第一阶段提出"政治救国"寻求富强的体系性计划，从他译著的潜在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1905年以前他的思想基本上是政治救国的，寻求在体制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达到国家的富强。第二阶段为"科教救国"，主要由于是义和团运动暴露出的国民劣根性对他的震惊，也与甲午海战以后中国的现状对他的触动有关。先后主掌复旦公学、安庆高等学堂、京师大学堂则是其实践。第三阶段为"道德救国"，约略以1912年以后为重点。其时中国军阀混战，战事频仍，群雄割据，生灵涂炭，严复忧国忧民却无力回天，只好希望有一贤明统治者以"道德"自我约束，建成[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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