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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离那节日太远了，为了缔造这一节日，需要做几十年的顽强而持久的文化工作。但是在那半文盲群众的专制主义像有史以来一样欢庆自己轻而易举的胜利的节日里，人的个性仍像过去一样，将是受压制的，在这样的"节日"里我无事可做，而且对我来说，这也不是节日。不管政权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
高尔基的伟大就在于他看到了革命者中间存在的差别，并把自己投入到他心仪的"永远的革命"事业中去，这种"革命"并不是暴力的，而是文化的改革。高尔基那么重视"文化"，而不相信只要社会制度的改变就可以诞生"新人"。他认为："俄国人民要想获得自己的个性意识、自己的人的尊严的意识，还必须付出许多劳动；俄国人民应该经过文化的慢火的锻炼和净化，清除掉他们身上培养起来的奴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拯救我们的国家使之免于死亡。……如果革命不能立即在国家里发展紧张的文化建设，那么，照我看，革命就是没有结果的，就是无意义的，而我们也就是不善于生活的人民。""不，在这场动物本能的爆发中，我没有看见强烈表现出来的社会革命的因素。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的心理参与的俄国式暴动。"对于"十月革命"的胜利，高尔基说："我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无产阶级没有战胜任何东西，没有战胜任何人。正象过去，当警察牢牢卡住无产阶级的脖子时，它没有被战胜一样；现在，当无产阶级卡住资产阶级的脖子时，资产阶级也还没有被战胜。思想是无法用肉体上的暴力手段战胜的。……但是最令我震惊，最使我害怕的，是革命本身并没有带来人的精神复活的征兆，没有使人们变得更加诚实，更加正直，没有提高人们的自我评价和对他们劳动的道德评价。"比较起国家来，高尔基认为"文化"更加重要，"我觉得，"祖国处于危难之中"这句呼喊并没有下面这一声呐喊那样可怕："公民们!文化处于危难之中!""就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如果人的个性没有得到全面发展，社会就不可能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国家也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集体"。高尔基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人民只不过是"毫无个性自由概念和人权概念的愚昧的群众"，那么有一个这样或那样的名称或行施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制度都没有什么意义。参见高尔基著《不合时宜的思想》第144，33，137，115，43，16，20，25，5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9）杨国荣《从严复到金岳霖--实证论与中国哲学》导言第7页，第1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11）参见郑勇《书生襟抱》，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版。
（12）1920年4月13日的一份包括罗家伦和平民教育讲演发起人邓中夏在内的讲演组报告说："今天是星期，长辛店方面，在场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都到福音堂作礼拜去了，剩下可以听讲的就可想而知。……虽然抓着旗帜，开着留声机，加劲的演讲起来，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妇女罢了。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有趣味，也就渐渐引去。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偃旗息鼓"，"宣告闭幕"啦。……到赵辛店……一点多钟，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土墙的底边露出几个半身妇人，脸上堆着雪白的粉，两腮和嘴唇却又涂着鲜红的胭脂，穿上红绿的古色衣服，把鲜红的嘴张开着，仿佛很惊讶似的，但总不敢前来。"参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167－168页，转引自孟繁华《众神狂欢》第271－272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13）其中区别，见［意］圭多·德·拉吉罗著，杨军等译《欧洲自由主义史》第68－7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自由的民主"与"民主的自由"的区别，请参阅刘小枫《丹东与妓女》，《读书》1998年第4期。
（14）冯克利译《哈耶克思想精粹》第607,61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5）（22）［英］霍布豪斯著，朱曾汶译《自由主义》第21页，第5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6）《哈耶克思想精粹》第60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7）安东尼·德·雅赛著，陈茅等译《重申自由主义》第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8）参见拙文《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统》，《学术界》2001年第1期。
（19）（23）《理解严复--纪念〈天演论〉发表一百周年》，《读书》1998年第11期。
（20）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第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21）参见金耀基《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第224－230页，时报出版公司，台北，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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