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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耶！"（《与熊纯如书》80，《严复集》第三册第696页）"以数千学生乃任一二人毒打，信乎？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与熊纯如书》79，《严复集》第三册第695页）其中对于学生之行为，严复是心痛，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武人的"不德"，这样的牺牲古已有鉴，其诚可鉴，然其牺牲也大，而不仅"点心食物小本营生无过问者，而小民滋苦已。"而且学生仅为"傀儡耳"。（同上）这种忧愤又与蔡元培、胡适之当年言行相同，此诚深沉之言行，绝不似意识形态所言。
于科学教育，我最看重严复译出的《穆勒名学》与《名学浅说》，是关于"科学之科学"的逻辑学著作。严复认为这才是中西学术最根本的地方，虽然看似形式问题，却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他提出了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即而自然科学之"实验"和社会科学"逻辑学"。这是中国学术中所缺少的。其本质在于：只有可以证实或证伪、可以用科学的方法验证的，才能去相信，而对于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先验的、形而上的"理论系统"不要去相信，因为他可能给社会人生造成极大的损害。即使"大胆假设"了，也一定要"小心求证"。正是基于此，对于科学研究与社会变革，严复与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均取实证的审慎态度，而反对建构论唯理主义。因此，严复被称为"较早以比较系统的形式引入西方实证主义"的第一代人物，而"近代实证主义以认识论以及逻辑与方法论为重心，它的引入与阐发，对中国哲学自身的深化与拓展，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它归属于大的科学主义思潮，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8）"其内容则涉及到了近代实验科学方法的各个环节。在爬梳于故纸、求大义于微言的经学之风尚未根除的当时，面向自然、即物实测的主张无疑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其严于实证的要求，对不敢越圣训之雷池的经学独断论，则更是有力的冲击，它在中国近代思想界所引起的振荡，已远远超出了实证科学的范围。"（9）
严复科教思想中关于教育改革、关于实验、关于"中西古今"说的思想、关于实业教育等方面的见解，至今仍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然而，然而教育只有"逐渐更新"，对于急切的"革命家"来说却是不可想象的，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这是让人回味不已的对话。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革命家"、"实行家"的急功近利与思想者的远虑之间的分歧。这也就注定了国民党革命后的大乱为几千来未有。正如严复后来所说："国家革故鼎新，为之太骤，元气之损，往往非数十百年不易复。故世俗所谓革命，无问其意在更民主，抑君主，凡卒然尽覆已然之局者，皆为仆所不取。国家大事，宁如弈棋，一误岂容再误。"（据侯疑始《洪宪旧闻筹安盗名记》）到1916年的时候，严复又说："中国党人，无论帝制、共和两派，蜂起愤争，而迹其行事，诛其居心，要皆以国为戏，以售其权利愤好之私，而为旁睨胠篋之傀儡，以云爱国，逷乎远矣。夫中国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复萌，谁实为之？至于此极？"（《与熊纯如书》30《严复集》第三册第631页）"所可忧者，吾国政界，往往应于俗谚所谓’一蟹不如一蟹’。"（《与熊纯如书》34，《严复集》第三册第640页）当时的时世却让严复无法实现"科教救国"的思想，现实迫使他再提了"道德救国"方略。
此种思想有两个什对层面。一是武人世界，二是平民公众。严复见到中国的变乱后，忧愤不已，"复百方思量，总觉二三十年中，无太平希望。羸病余生，旦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与熊纯如书》97，《严复集》第三册第708页）他说："夫吾国武人，固与欧美大异，身列行任，大抵皆下流社会之民，真老泉所谓以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者。苟吾国欲挽积弱，变为尚武，自当先行从事于十年二十年之军官教育，而后置之戎行……"（《与熊纯如书》59，《严复集》第三册第674页）"但此时天下汹汹，而一切操持权势者，皆是奴才。"（《与熊纯如书》62，《严复集》第三册第678页）他说："武人当令，则民不聊生，乃历史上之事实。……武则忠矣，而教育不先，风气未改。所谓新式军人，新于制服已耳。而其为不义之徒，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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