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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历史，这场运动促使现代小说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使一向处于被压制状和歧视的堪称文学中的民主派的小说艺术，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的尊严。"（20）这才是探本之论。胡适《白话文学史》同样可证白话文学渊源，并非"五四"新创。关天白话之争论，多意气之争，是对五四文学的皮相揭示，而非实质的探本发微。四、钱玄同等当时对于传统所取的急进的态度使对传统文化的"重估"变成了"反传统"，将中国的文化传统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阻力与障碍，把"传统"与"现代"看成是对立性的两极，因而批判传统常变成"打倒"传统，并且成为一种风尚。"实际上传统中尽有与现代化不止不相冲突，亦且正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助力与资源，世上可以有不同形态的现代化，但决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21）这也正是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者胡适在"整理国故"、"问题与主义"方面与建构论者的分歧所在。
自由主义天生就具有在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妥协的本性，也唯其如此，它总是以"修正主义"的面目出现，总是以"第三条道路"出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于是，我们翻开中国20世纪百年史就会发现，自由主义在中国不仅受到国民党的批判，因为自由主义总是在批判它。而共产党也反对它，因为它缺少"革命性"，具有"软弱性"和"两面性"，胡适在上世纪50年代在大陆与台湾同时受到攻击就是最好的例子。 严复是一个启蒙思想家、古典自由主义者。他的思考不仅没有"及身而没"，相反，在百年后仍然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指标。"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鲁迅《写在〈坟〉后面》）严复的思想正是这样的"中间物"，链接中西古今，在这个"中间物"的身上，有着百年不变的思想精华，甚至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路标性的人物。这意味着，他的现代性思想还没有在中国完成之前，中国可能就不会进化到一个更新的阶段，而超越他的前提就是使其思想落地生根。
我认为，在对严复的评论与研究中，应当将其定位于一个"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和"执行家"；应当以文化研究和建设为本位，而不应仅以意识形态或阶级论的观点去看待严复。否则就只能认定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少不了说自由主义的"二重性"和"软弱"及无法担起中国解放云云。这不是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探本"式的追索和"体认"式研究，才是对历史人物的正确的研究方法，如果先有意识形态作指导，那么就不可能达到"突围"。霍布豪斯说："密尔是世界上最容易被判定为不一致、不完整、缺乏全面系统的人。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一致的、完整的、全面的系统销声匿迹了，他的著作却长存不朽。"（22）严复作为密尔在中国的传人，是否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张汝伦先生说："严复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严复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仍是我们今天的目标和理想。因此，严复留下的问题，也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这些问题用’革命’与’反动’，或’激进’与’保守’之类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术语是无法解决的。对于今天和未来的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显示我们在政治上比严复正确，而是以他同样的热情与执着来继续思考他留下的问题。否则我们是没有资格批评严复的。"（23）此论值得三思。
注 释：
（1）参见〔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及其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美〕托马斯·潘恩著，《潘恩选集》第160-161页，商务印书馆，马清槐等译。
（3）（5）（10）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07页，第613页，第637页。
（4）金耀基认为：享廷顿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所最稀缺的权威，即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法之权威"（lagel authority），也即法治。"五四"倡导民主，但鲜及法治，这在中国的政治现代性是极不足的，中国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文明的政治秩序，没有比树立"法之权威"，没有比推行法治更重要了。《五四与中国的现代化》，参见欧阳哲生等编《五四动运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6）为便于阅读，此后所有引自《严复集》的材料均用文间注。版本为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7）重视教育是先觉者们的共识。十余年后，高尔基面对社会制度的更新也提倡"教育救国"。高尔基认为，在当时俄国有两亿文盲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事。他清醒地看到"全村人都酗酒，只有一个正人君子，可他还是一个傻瓜"的农村状况；面对俄国当时70%的人口(1.5亿)是文盲的现状，高尔基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光辉的节日"会来得这么快，"现在离社会主义还远着呢，再说，在我们俄国要指望农村的社会主义那就太天真了。""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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