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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杀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秉国成，淫佚骄奢，争民施夺，国帑安得而不空虚，民生安得不凋敝。"一俟"革命"成功，虽然"党徒之中，驴夫走卒，目不识丁，但前有摇旗呐喊之功，则皆有一脔分尝之获。"（《与熊纯如书》70，《严复集》第三册第686页）李泽厚说："辛亥革命使政权的实质并无改变，却由于甩掉一个作为权力象征的清朝皇帝，反而造成了公开的军阀割据，内战不已，人民的生命和权力连起码的保障也没有，现实走到原来理想的反面。"（10）
对于这样的时世，严复只好再次将他的理论回归到现小的范围，那就是当政者的道德。既然这些武人不通西学，那么讲"进化论"、讲教育救国，大抵对牛弱琴，于是只好如当年的康有为那样"复兴"传统，用传统道德教化他们。他在北大设立经文科，也是针对现实的不得已的权变：稍有史识者均知，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只不过是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道德败坏无以复加。民初的北大，学生仍还抱着科举时代的旧积习，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其做派也多为社会所诟病。其一例就是当时的北大师生常出入于"八大胡同"。《蔡元培文集》中记叙了社会对北大的讥讽之辞："两院一堂、探艳团、某某公寓之赌窟、捧坤角、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老爷学生使教学无法进行：当年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北大，普通学生"贵为"六品以上的官员，而体育教员却仅仅位居七品。于是乎在今天的体育课上老师能短促有力地喊出的"立正、稍息"，那时的教员却不得不规规矩矩地喊道："学生老爷们，请--立正！" 从中可见当时北大风气之一斑。于是蔡先生上任第一日演讲即要求"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以期改变北大风气。他还在北大发起了"进德会"。"进德会"分为甲乙丙三种。第一种三戒是戒嫖、赌和娶妾；第二类戒做官、做议员；第三种戒烟、酒、肉。合起来刚好是"八戒"。虽然只是一个小的举措，却让北大远离了恶德，一改旧时风气。为了师生进德，蔡先生还亲拟德育三十篇，以加强学师生的修养。耳提面命，教导谆谆，大学者而讲"小儿科"，直仿佛现在的"五讲四美"，因为他知道，"人之所以为人者，在德与才。而且以德为先，德之将失，才由何而来？"（11）因此，在武人治国的时代里，只有指望武人们能有好一点的道德，对武人来说，讲西方的现代思想是不可能的，那就只好用中国传统的道德来约束。回想起来，从严复"做"《天演论》有意删除的"伦理学"，在此时却回归了。这不是个有意味的话题吗？！而那一段中国武人统治的历史留给中国的灾难，并不比外强的入侵小多少。
对于民德的重视是由现实的教训为基础的："曩甲午之办海防也，水底碰雷与开花弹子，有以铁滓沙泥代火药者。洋报议论，谓吾民以数金锱铢之利，虽使其国破军杀将失地丧师不顾，则中国人败衄，他日之危亡，不可谓为不幸矣。此其事足使闻者发指，顾何待言！"（《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第30页）而在"体育、智育、德育"中，严复认为，智育重天体育，而以德为最重，以为"乃自西学乍兴，今之少年，觉古人之智，尚有所未知，又以号为守先者，往往有末流之弊，乃群然怀鄙薄先祖之思，变本加厉，遂并其必不可畔者，亦取而废之。然而废其旧矣，新者又未立也。急不暇择，则取剿袭皮毛快间怀时之议论，而奉之为无以易。"（《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严复集》第一册第168页）
在《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中，严复说："盖国之通患，存夫贫弱。顾有土有财，侧贫者可徐转而为富；生聚教训，则弱者可振刷以为强。即今民智闭塞，学术空疏，无乘时竞进之能力，此其患若较前二者为甚矣。然得先知先觉之传，为振兴其教育，专门普通分程并进，则拙者可巧，蠢者可灵，其转移尚非无术也。独至国性丧亡，民习险诈，则虽有百千亿兆之众，亦长为相攻相惑不相得之群，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耳！"（《严复集》第二册，第342页）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严复由"寻求富强"到"教育救国"再到"道德救世"的救国方略的变动，这只能说是其了解国情的深入所致。当然，"道德救国"终是无奈之举，与其说是严复思想的局限，不如说是社会与时代的缺陷。然而此思想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严复是否在关于"道"的论述是否含有"上帝之十诫"的意味？如果联系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现代化之关系的论述，或许是我们理解严复的又一切入口。
这样看来，与其说严复的思想是一个渐趋"保守"的过程，则不如说他是看清了中国的国情才从"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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