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近以来日渐勃兴的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又一轮大规模移译绍介中，有一个现象尤为引人注目，那就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双峰并峙。尽管目前关涉此二者的概念界说依然歧义丛生、莫衷一是，即使在其策源所自的西方也“几乎不存在什么对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的公正描述”，“他们是什么都由其对手来界定”[1]但如果通过对它们各自理论脉络的通盘梳理和整合比较，则还是基本上可以肯定下述判断：“从方法论上说，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而社群主义的出发点是社群；从价值观方面看，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而社群主义则强调公共的利益”[2]（p67）。关于这两种思潮的渊源流绪及适用语境，时下已不乏一些学者论及，并分别予以颇为清晰明了的厘定与澄清。然据笔者观察，诸多时贤所论在相当程度上大都仍凝滞于抽象地输入外来学理之阶段，尚匮乏将之作为一种“范式”（库恩语）或“理想类型”（韦伯语）运用于本土资源发掘的具体化研究①。职是之故，本文不拟卷入当下围绕这两大对立思潮所展开的“从概念到概念”聚讼式的纯理论纷争，而试图凭藉以严复、孙中山为例的个案剖析，来揭示和彰显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在“个人”与“社群”这一对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上所表现出来的左右支绌、进退维谷的某种困顿与遑蘧心态。

一

作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严复“立言”不朽、泽被后世的意义绝不仅限于以“信、达、雅”三维取向开启了中国近代译界风气之先，而且还在于他的每部译著无一不明确地具有启蒙开智的功能追求，正如他在致老友张元济函中自谓：“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极知力微道远，生事夺其时日，然使前数书得转汉文，仆死不朽矣”[3]（p527）。故此，他不惮枯燥孤寂，“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3]（p525）。更为难得的是，严复还以其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和独具慧眼的敏锐洞察，径直盗取来西方自由主义的薪火并使之在“从未尝立以为教”[4]（p2）的中国引燃，为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首次铺陈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自由主义卷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复适足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创榛辟莽的开山者。

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严复的自由主义理论肇始滥觞于其70年代负笈英伦时所受的三载熏陶，但它的正式形成却是在甲午战后。作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4]（p7），焉能不痛定思痛、举袂奋起？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诸文。在这一系列慷慨激昂、气势恢宏的时论中，经由对西强中弱之根源的深邃思考，严复将中西本质差异归结为“顾彼行之常通，吾行之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4]（p2—3），“是故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4]（p14）。在此，严复似乎已经清楚地触摸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真谛，用他的话来说也就是，“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4]（p3），而“人道所以必得自繇者，盖不自繇则善恶功罪，皆非己出，而仅有幸不幸可言，而民德亦无由演进。故惟与以自繇，而天择为用，斯郅治有必成之一日”[4]（p133），“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5]（p1082）。显而易见，在这些卓荦俊伟的“高文雄言”的背后，俨然屹立着的是一个中国早期自由主义者的身影。甚至可以说，严复这一自由观的确立，标志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崛起。

然而作为一个西方政治哲学的精研者，严复在甫将“个体自由”提高到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同时，却也不曾须臾忘却那如鬼魅附身般相伴相随的另一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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