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主义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上述若干次重大转变可知，在自其诞生以来的数个世纪中，它的哲学基础呈现演绎了自然原则——功利原则——正义原则这么一个交错起伏、新陈迭代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而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版本的修订与反修订之争中，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可谓是矛盾重重、冲突不断。但同时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硝烟弥漫、阴霾密布的相互攻讦并未完全遮蔽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政治思潮所流露出来的共同思想倾向。即使是在19世纪功利主义时期，其个体至上的原则有所弱化，对政府干预的限度稍加放宽，而且就其充满“市侩气”的逻辑推衍而言，确实也潜藏了有可能导致某种“非自由”哗变的危险，然而在以“个人”与“社群”分别为两端的思想天平上，功利主义者最终还是倒向了前者。或许他们有时会试图通过增减砝码的方式来达到一种综合（非绝对）平衡、维持现存自由秩序的稳定，但其终极目的仍然没有脱离对个人自由的坚决捍卫。

以斯宾塞为例，作为一个社会有机论者，他认为社会如同生物有机体，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本质由组成这个有机体的细胞单位——个体的性质所决定，而每个个体又被想象成为是由各个活力单位即体力、智力和道德等构成的结合体，在这“三位一体”的“均衡”系统中，三者各司其职，缺一不可。正因此，斯宾塞强调社会有机体中各部分之间的相互适应与协调，但从中并得不出要牺牲某个局部以保全整体的结论。相反地，他还特别强调：“排除成员的利益而考虑群体的利益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社会为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其成员要为社会的利益而存在。国家的要求本身并没有什么，只有当它们包含了其成员的要求时才有意义。”[6]（p71）

再如密尔，作为19世纪自由主义最耀眼的明星，他将功利原则与自由主义成功地融为一体，使二者结成了相当密切的联姻关系，并进而提出：“把社会利益的总和这样一个复杂的对象作为检验政府好坏的标准”[10](p17-18)。但让他更坚信的是，社会的最终价值只能是个人的幸福和个性的自由发展，所有社会行为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确保一切人的行为完全独立和自由，“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蒂还在于组成它的全体的个人的价值。”[11](p125)因此在他的心目中，个人的自由和主动性必须优先于政府的控制，任何社会群体都不能侵夺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唯一实有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11]（p13）除此之外，密尔甚至还在他那部被视为“个人主义宣言”与“自由主义完成标志”的《论自由》一书中为“趣味上的独特性”和“行为上的怪癖性”辩护，他说：“一切人类存在都应当在某一种或少数几种模型上构造出来，那是没有理由的。一个人只要保有一些说得过去的数量的常识和经验，他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11]（p7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誉称为“自由主义之圣”[12]，一点也不为过。

然而，这些西方自由主义者耗尽心思、颇费周折才达成的普遍共识却自始至终没有渗透进入到严复的视野。如前所述，严复一开始是将“个人”（严译为“么匿”）与“社群”（严译为“拓都”）的严重对立抛诸脑后的，他最初所苦心孤诣、竭力论证的倒是二者“并行不悖”的内在同一性和“相辅相成”的相互协调性。因此，一方面，他从斯宾塞、密尔等人那里接受了个体自由的观念，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自由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同时又认为单纯追求个体幸福并不是社会共同体的终极目标，个人自由应该服从于一种更高的价值——社会群体的生存，正所谓“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图强，杜远敌之觊觎侵暴，为自存之至计也”[5](p985),或曰“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13](p337)。如果说在严复的早期思想中，他还曾经在“群己权界”之间尝试着斡旋调解的话，那么到了后期，当他终于认识到二者的扞格抵牾实在难以调和折衷时，就索性彻底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操持起“社群本位”这一当代社群主义的主流话语，主张“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14](p1552)，又云“群己并重，则舍己为群”[14](p1357)。而后来的事实恰恰证明，正是这一从“个人”到“社群”价值取向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