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谱系学意义上说，作为“严译名著”的原作者，无论是群聚英伦诸岛的斯宾塞、亚当•斯密、穆勒（今译密尔），还是独居法国大陆的孟德斯鸠，皆概莫能外地归属于西方自由主义的阵营。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学说，其核心正是一套关于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理论。在这套理论体系中，虽然每位思想家的哲学基础各具特色，或诉诸自然权利，或诉诸功利原则，或持机械原子主义，或持社会有机体论，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惊人地相似。他们在面对“个人”与“社群”这对范畴时，全都一以贯之地严防死守着个人相对于任何社会集体的道德至上性（moralprimacy）这一自由主义底线。尽管在个人自由限度与社会公共职能等方面亦不无异议，但他们在展开讨论之前大都事先预设了一个统一的命题，即个人是优先的，社群是其次的；个人是本源的，社群是派生的；个人是目的，社群是手段。这就为西方自由主义在受到来自其它各种思潮的批评围剿和颠覆摇撼时，仍旧能够始终保持其阵容体系的严整性与规范性奠定了一块沉甸甸的理论基石。

与西方自由主义出于对论敌的警惕戒备心理而采取了防患于未然的严密措施相反，“严复从一开始起，就回避了与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相反的一些较僵化的教义。……因此，个人与社会的严重对立、个人积极性和社会组织性的严重对立，等等，都没有深入到严复的感觉中枢”[6](p228).既然这样，他在构筑他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之初未将“个人本位”这一最关键的前提要素考虑在内，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向来审慎的严复始料未及，就是这么一个微乎其微的“疏忽遗漏”却直接导致了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真实内涵的把握偏差。

二

从西方自由主义发生史来考察，它最初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自然权利论之上的，这与其兴起的时代背景有着紧密的关联。正如有论者指出，“早期的自由主义必须对付教会和国家的极权统治。它必须为人身自由、公民自由及经济自由辩护，在这样做的时候，它立足于人的权利，同时因为它必须是建设性的，又不得不适当地立足于所谓的自然秩序的和谐。”[7](p26)从这一基于现实政治斗争需要而虚拟的逻辑起点出发，盛行于17、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淋漓尽致地阐述了个人权利绝对不容侵犯的至上原则②，如亚当?斯密之于政府“干预越少越好”的强调，以及孟德斯鸠对专制统治的尖锐抨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为对象）。

然而当历史演进到19世纪，形势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自由主义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宪政理想业已在西方国家先后付诸实现，因此这时自由主义思想家所面对的也不再是如何限制王权的问题，而是一大堆诸如劳资纠纷、公众福利等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同时还需要建立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特征的道德哲学对现存制度进行修正性评估和重新构建理想的社会秩序。正是在这种理论需求的强烈烘托下，功利主义作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发展中的一场革命”[8](p91)也就应运而生了。从“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原则以及当时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着眼，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逐渐将目光从个人与社群的截然对立转向了二者的和谐发展，认为个人自由的前提是不妨碍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并且在实际立法中也不断扩张了政府的公共职能，容许政府对个人自由实施必要的限制。

两相对勘，功利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所作出的重大修正是十分明显的。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修正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消弥了早期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那种不加任何限制的自由放纵所带来的社会弊端。然而就理论本身而言，这种关注重心的转换却对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威胁。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对自由和权利的全然工具性辩护不仅使权利易遭攻击，而且势必失去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这是因为“功利主义逻辑不是认为人本身就是值得尊重的目的，而是把人当作达到他人幸福的手段，主张为了全体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的利益。这种逻辑是对个人权利的粗暴侵犯，它不是对自由原则的辩护，而实际上是对它的摧毁。”[9]（p13）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者更是在康德“绝对律令”的基础上全面狙击、彻底清算了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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