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这种带有黑格尔“国家主义”色彩的政治学说，以一种救国方略与意识形态兼而有之的双重性质，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30年代喧嚣一时的“中国政治出路”讨论中，就曾有人指出“现在中国需要的是国权，而不是民权，……如果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平等，求得或完成集团的自由平等，在集权政治之下努力迈进，那末，中国将称强于世界，而中国人也可有雪耻去辱的一天”[21](p342)。即便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群体的张君劢“《再生》派”，其政纲——“修正的民主政治”其实也不过是一道欺世盗名的幌子。他们把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并列为政治的两大基础，认为“自心能之发展言之，不能不让个人居于第一位，自民族之发展言之，不能不让国家居于第一位”[22]。然而绝对的“骑墙”是不存在的，以张氏为党魁的中国民主社会党最后终于倒向了国民党当局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他们的态度。

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逐渐走向消解的心路历程来看，柳宗元的那首千古绝唱：“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23]，庶几可谓是一句蕴涵着无穷意味的谶语。对此，本文仅仅是做了少许粗略的辩析。而至于在他们的“个人社群观”中是否有某些自不待言的历史合理性因素存在，以及是否对当今甚嚣尘上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孰是孰非之争有所启发，则远非笔者于此所能置喙。毕竟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中，有许多是不必言说或难以言说的。

参考文献：

[1]Marks.Cladis,Acommunitarian Defense of Liberalism。

[2]俞可平:《从权利政治学到公益政治学——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社群主义》[A]，“公共论丛”第四辑《自由与社群》[M]，北京：三联书店，1998。

[3]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王栻编《严复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7]霍布豪斯:《自由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李强:《自由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转引自俞可平:《社群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0]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约翰?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2]J.G.Merquior：Liberalism:Old and New,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91.

[13]王栻编《严复集》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王栻编《严复集》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6]《严译名著丛刊》之《法意》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7]《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0]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21]张克林：《中国生存论》[M]，成都，1936，第342页。

[22]《我们要怎么样的制度》[J]，《再生》第2卷，第9期。

[23]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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