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无论是在维新派内部，还是在作为敌对营垒的“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严、梁、孙三人的观念差异纵然不是霄壤之别，却也是有目共睹，但他们偏偏在同样一个问题上得出了如此接近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思想史上的一道值得驻足三思的奇特景观。况且作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前驱先路，他们的这种理念还极大地启发了后来者③。如在被称为“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丁文江的身上，所谓“自由理性”最终也还是不可避免地流变为对“新式独裁论”的情有独钟。即使是在被誉称为“中国唯一的自由主义者”——胡适那里，也曾经一度折射出某种摇摆不定和逡巡徘徊。

四

揆诸上述所胪举的严复与孙中山等人的个人社群观，不难发现，中国自由主义者起初也都曾热情地讴歌了西方的“个人主义”学说，尽管这些译介不全是那种来源浅觳、汲而易竭的稗贩移植，但毕竟其中或多或少地都有失之于笼统乃至“误读”之处，这就为他们后来的纷纷转向提供了理论上的铺垫。当然，在这一学理支撑的背后，应当还隐藏着一些更为深层却不可不察的背景因素。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巨匠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近代欧洲理性主义的演进过程及其本质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架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后世对“理性”一词所展开的检讨大抵都不脱于此。就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风流云散的际遇遭变来说，从这一视角切入或许也不失为一种冷峻的审视。

作为一种理念，西方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个体的价值与个人自由，而到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手中，自由主义却被普遍理解为一种富强之术，“个人主义对他们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为‘富强’的理想目标——即国家的生存——提供了一种手段”[20](p354)，然而“个人本位”观念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却形同虚设、始终难以立足并获得定位。于是，当工具与价值之间存在严重对抗时，他们往往不得不断然舍弃了后者。这在严复那里已初露端倪，正如史华兹所指出的那样，“严复在斯宾塞那里发现的主要之点，乃是关于国家—社会的最栩栩如生的形象，如最纯粹的民族主义所想象的。作为中国这个有机体的一个细胞，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不在于恪守任何一套固定的、普遍的价值观念或任何一套固定的信念，而应把对自己所在的社会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负责放在首位”[6](p52)，“假如说穆勒常以个人自由作为目的本身，那么，严复则把个人自由变成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6]（p133）。

而正是从这种根深蒂固乃至挥之不去的“自强保种”情结发端，严复不仅将斯宾塞关于人类社会“军事阶段”（强）与“工业阶段”（富）的划分混为一谈，而且还入室操戈、改变了密尔《论自由》一书的基调，并进而提出：“政治宽严，自由多少，其等级可以国之险易，内患外忧之缓急为分”[14](p1298)。具体说来也就是，“政府权界之广狭，端视其国所当外来压力之何如，而民众自由，乃与此为反比例”[14](p1291)。这实质上是将“个体自由”从价值的层面降低为一个模棱两可、可以灵活掌握甚或可以随时取消的工具性概念，即所谓“今日政治惟一要义，其对敌能强，其对外能治，所用方法，则皆其次”[3]（p646）。也正是因此，当他意识到近代中国正处于“民情暗野”、列强环视的“危急存亡之秋”时，愈来愈痛感“外患如此，内忧亦然。闾阎纷争，奸宄窃发，欲求社会安稳，亦不能不减夺自由”[14](p1298)，“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5]（p981）,甚至还宣称：“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可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3](p603)，最后连助袁筹安一事亦可辩解为，“无他，所重在国故耳”[3](p631)。由此可见，这种“两害相权：己轻，群重”[14]（p1552）的选择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以自由主义始、却以败笔告终的悲剧性根源之一。

不唯严复，那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内在紧张，同样也表征在孙中山身上。孙中山后来醉心热衷于强调国家利益，却决然断言“中国人用不着自由”[17]（p280），这固然与其对中国历史上的自由状况所作出的错误判断以及对革命屡屡受挫之惨痛教训所作出的切实针贬有关⑤，但更主要地还反映在他对民族危机的深度体察上。正如他在晚年仍痛心疾首地大声呼吁的那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