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他在明明认识到“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为第一大法，保种次之”之后，却又突兀其来地将笔锋一转，写道：“而至生与种较，则有当舍生以存种，践是道者，谓之义士，谓之大人。……西洋政教，若自其大者观之，不过如是而已”[4](p18-19)。再如在译《法意》时，也有改变原意的情形。孟德斯鸠原文为：“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15](P154)；但严复却将“他”悄然置换成“群”：“假有国民焉，得取法所禁之而为之，将其群所享之自由立失”[16](P219)，结果旨趣大异。而这种明显是有意为之的“误读”，对精通西学且自称“字字由戥子称出”、往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严复来说，并不是所谓语言隔阂抑或偶然笔误能解释得了的，而是缘于一种深层伦理观念的巨大反差。

无独有偶，作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个人”与“社群”这对范畴上也重蹈了严复的覆辙。虽然二人的具体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处世风格亦迥然有异（对此孙氏曾以“思想家”与“执行家”之喻来区分），而且哲学基础也出自于不同的渊源（严之于英，孙之于法），但这些分野并没有妨碍他们在某些较为深刻的政治哲学领域中声气相投、息息相通。

与严复相仿，孙中山对约翰?密尔《论自由》一书也是十分的熟稔，甚至还曾就其撰述动机与涵摄内容做过一番出于己意的推敲分析。他说：“从前欧洲在民权初萌芽时代，便主张争自由，到了目的已达，各人都扩充自己的自由。于是由于自由太过，便发生许多流弊，所以英国有一个学者叫做弥勒氏的便说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范围，便不是自由。欧美人讲自由，从前没有范围，到英国弥勒氏才立了自由的范围，有了范围，便减少许多自由了。由此可知，彼中学者已渐知自由不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之物，所以也要定一个范围来限制他了。”[17]（p278）姑且不论孙中山在这段略欠严谨的解说中对密尔原意有多大程度的歪曲，仅就其所理解的“范围”而言，已经存在着严重的概念偷换现象。众所周知，密尔所谓“自由的限度”，乃指不损害社会的安全和他人的幸福，与其它利益主体则基本无涉；而孙中山在此却将所谓“国家利益”作为一种首要要素生硬地塞入了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并使之与“个人自由”天然地形成了冰炭不容之势。

在他看来，个人的自由毫无疑问应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因为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但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的。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17](p282)从序列的主次来分析，毋庸置疑，孙中山是把个人自由从属依附于国家自由的。他认为，个人自由并不是一个自主、自律、自足的先验命题，它的实施不仅要受制于社会的现实条件，而且还必须服从于社会的其它需要，譬如当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发生冲突时，前者必须坚决让位于后者，“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17](p282)。于是，当孙中山面临“个人”与“社群”二者孰重孰轻的两难抉择时，毫不犹豫地将西方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主旨倾覆倒置过来，申言：“革命的始意，本来是为人民在政治上争平等、自由。殊不知所争的是团体和外界的平等、自由，不是个人自己的平等、自由。”[18](P269)

思想史上往往会有一些扑朔迷离、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介于严复与孙中山之间，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又一巨擘——梁启超对这一时代课题也作出了极为类似、形同翻版的回答。在最能体现其自由主义特征的《新民说》“论自由”一节中，他曾经饱蘸情感地写道：“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19](p223)。另外他还就严复所提出的“群己权界”概念，专门作《论政府与人民之界限》一文予以阐释，他在谈到立法中为什么要突出限制政府权限的重要性时说，在历史上，因人民之权大而害及国家利益的例子罕之又罕，而政府滥用权力侵犯其民的事实却屡见不鲜，因此在划定政府与人民各自的权限时，应“以政府对人民之权限为主眼，以人民对政府之权限为附庸”[19](p315)。平心而论，梁启超的这些论断基本遵循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内在理路。但对终其一生都以善变及驳杂著称的梁任公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些偶尔窜入、不成体系的零星片论，犹如雪泥鸿爪般轻盈易逝。而综观其“流质易变”的思想递嬗历程，占据主导地位的伦理观是“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独立于世界也，于是乎有群；……故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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