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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被看做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其宗教地位至高无上，绝无给俗人跪叩之理。达赖喇嘛之所以给清朝皇帝俯伏屈膝，是因为中国从来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数千年的历史上君权始终高于神权。在某些朝代，中央王朝为了便于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准允个别地方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让当地宗教首领管理当地的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受封领旨的宗教首领就成为隶属中央政府管辖的属藩地方的少数民族王公，在政治上与皇帝结成臣与君的关系。是臣子就得给皇帝跪叩，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常理。因而，只要找到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跪叩称臣的史料，就可彻底驳倒“仅有檀越关系说”这一谬论。
正因为如此，西方那些企图把西藏说成是不属于中国的“独立国”的所谓“藏学家”们，都在五世达赖进京朝见顺治皇帝时行没行跪拜礼上大做文章，并且依据片段史料，就妄下结论说：五世达赖朝觐时未给顺治皇帝叩头跪拜，双方就只存在宗教上的“檀越关系”，而不存在政治上的属领关系。原英印政府驻锡金行政官查尔斯·贝尔在其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说：原美国驻中国公使洛克希尔（又译柔克义）研究了五世达赖谒见顺治皇帝时，皇帝离开金銮宝座往前走出十步相迎没让五世达赖行跪拜礼后说：“五世达赖”1965年访问北京，是作为一位既不受制于中国又非属任何其它国家控制之下的一个独立国的君主到那里去的”。他依此大肆宣扬：五世达赖和清朝皇帝之间只是“僧俗互助”的供施关系，“在此种关系中无从属关系可言”。荷兰人范普拉赫在其用“仅有檀越关系说”做基本论点编写的《西藏的地位》一书中讲：“皇帝走出北京城外去迎接达赖喇嘛，在第一次会见时他走下宝座，前行二十码向客人问候，两个君主同时入坐并一同饮茶，这一非同寻常的姿态表明了当时满藏关系的状况”。他不但援引洛克希尔“（达赖喇嘛受到了用来接待任何独立国君主的所有礼遇，而且在汉文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把他看做别的人物的材料”的话证明五世达赖是“西藏国的君主”，而且在该条引文的注释中把黎吉生、贝尔、霍夫曼的相关谬论都罗列出来并依此下结论说：“根据这些记载，五世达赖喇嘛和顺治皇帝实际上都把对方当作对各自的领土和臣民享有主权的君主”。不仅如此，范普拉赫还借阿赫迈德等人的话说：五世达赖把皇帝视为“不过是西藏、蒙古和满洲的许多统治者之一，西藏人、蒙古人和满洲人都是他（达赖喇嘛）的崇拜者、施主和保护者”。并由此断言：“西藏和满清皇帝之间的唯一关系，是达赖喇嘛和皇帝之间的供施关系”，“从此，这种供施关系便成为西藏与1644年开始统治全中国的满洲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形式”，“这种关系不含有任何从属意义”。夏格巴·汪秋德丹在其《西藏政治史》中也说：五世达赖喇嘛和顺治皇帝“会晤和欢迎的规格，都是相互以独立国家对待的最高规格”，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是僧人与施主的关系”，因而，“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于这些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谎言，我国藏学界当然不会坐视不理。贝尔和范普拉赫的书出版后不久，我国就有多位藏学专家撰文予以批驳。四川藏学研究所还把批驳范普拉赫谬说的《西藏历史地位辨》列为重点科研课题。这本学术专著以大量历史事实系统、全面批驳了“西藏独立”论，荣获了国家级的图书大奖。由于五世达赖给康熙皇帝述说他进北京是前去朝觐顺治皇帝的奏章史料当时还未刊布，这部力作在驳斥范普拉赫上述谬说时未及引用，因而虽然指出了“范普拉赫先生的书中根本不提皇帝授予五世达赖喇嘛金册、金印、五世达赖的遗嘱以及布达拉宫东面德央厦上方墙壁上所写皇帝封号教语等对于确定问题性质具有关键作用的极重要的历史情节，却在皇帝出城迎接、会晤达赖喇嘛时走下宝座前行二十码等一些非关键性的、次要的礼仪问题上做文章”，但尚未击中其谬说的要害，给以致命的打击。我国留美博士、原中华民国外交官李铁铮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时，看到查尔斯·贝尔在《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宣扬“藏非我有”论时，十分气愤。为了澄清历史的真相和维护国家权益，他在博士论文《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一书中，用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屈膝伏拜的史实作证据驳斥了贝尔的上述谬说。他写道：“单凭达赖喇嘛所受的接待是并不能充分证明他已被当作独立的君主的。毫无疑问，礼节是非常隆重的，但在中国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什么能说明喇嘛被认为是‘当时既不在中国之下也不在其他国家之下的独立君主。’从太宗给达赖喇嘛信的措辞来看，特别是世祖授予喇嘛新封号时颁布的引（册）文中，我们却发现一些相反的含意……再则，从礼节的本身也不能充分证明他被看做独立的君主，在皇帝接见时赐座前，喇嘛是跪着的……我们知道还没有一个独立的君主在见另一国君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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