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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时被要求以右膝碰地的，特别是当后者并不以同样的方式还礼的情况下。” 这番话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本可以给贝尔谬说以致命打击，但由于李铁铮先生只列举了十三世达赖而没有列举五世达赖给皇帝跪叩称臣的史实，因而遭到贝尔的同伙（贝尔此时已去世）、原英属印度政府驻拉萨的代表黎吉生的反噬。黎吉生在《西藏简史》一书中指名道姓地诬蔑李铁铮先生是为了维护祖国主权而有意“夸大”和“虚构”史实。他说：“近来中国学者们说，达赖喇嘛是以臣属地位入觐的。西方学者，甚至在清朝覆亡以前就说他是以独立统治者的身份去的。毫无疑问，他受到非常隆重的接待。甚至李铁铮，一位维护中国主权的急先锋，尽量夸大每一个小的证据，也只能说：‘仪式并不能完全证明达赖喇嘛是以独立的统治者受到接待的’。李所拿出的证明达赖是臣属的唯一证据，是达赖在皇帝接见时屈膝了。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怀疑中国报导的可靠性……关于达赖五世的事，不应忘记皇帝不仅是从粗犷的和不拘礼节的满洲皇廷来的新人，刚刚接触了中国皇廷的古老仪式和弄虚作假；而且他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并且传说他放弃了帝位去当了和尚。很可能他对达赖喇嘛的接待是热情洋溢的，但中国史官着眼于严格的和人为的传统，被迫增加了一些有利的和虚构的事实。”黎吉生猛烈攻击李铁铮先生的正论，大肆宣扬贝尔的谬说。由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掀起“反华大合唱”，黎吉生此书在当时被誉为“最权威的西藏通史”，因而，贝尔和黎吉生炮制的“西藏独立”论一时蒙骗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二
然而，谎言不能持久，事实胜于雄辩，就在200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编印的 《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一书刊布的五世达赖喇嘛跪拜清朝皇帝的档案文件，彻底揭穿了贝尔、黎吉生、夏格巴还有范普拉赫编造的政治谎言。
我国清朝初年的蒙文老档和满文档案以及清朝内阁起居注等珍稀档案文件中，有很多关于五世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屈膝跪拜的史料。受封领旨的历辈达赖喇嘛的传记和《达察活佛传》等藏文史料中，也有大量关于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的记录。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达赖喇嘛给皇帝跪拜的方式有两种：（1）在给皇帝奏事请安的书表中，用文字——“跪接谕旨”、“合掌跪奏”、“伏乞皇上圣鉴”、“伏乞明览。请旨”、“伏祈圣上时赐纶音”、“叩谢”等词语表明臣属关系；（2）面向圣旨、万岁牌、皇帝画像、皇宫所在地及皇帝本人，用行为——“俯伏”、“三跪九叩”、“稽首”、“叩拜”、“跪接跪送”等动作表达臣属关系。跪拜的方法有三类：（1）大礼三跪九叩；（2）便礼一跪三叩；（3）特殊场合行屈膝礼，只跪不叩。特定环境下觐见皇帝时，虽然免跪免叩，但达赖喇嘛的座位必须低于皇帝的宝座，以示尊卑属领之别。
在新刊布的五世达赖和皇帝特使给康熙皇帝进呈的奏书中，人们可以看到五世达赖喇嘛用“言”、“行”两种方式向清朝皇帝跪叩称臣的确证。形成于1678年11月的蒙文老档《达赖喇嘛为申辩未允与吴三桂同叛朝廷奏书》证明，五世达赖以文字形式明白无误地“跪拜”过康熙皇帝。
奉天承运转轮王天地之主宰文殊皇帝陛下明鉴：
小僧跪接谕旨，恭悉纶音。前吴三桂为探小僧之意，曾遣人前来……说明其举事之因。小僧言，为臣仆者与主人破裂，差矣……如反叛朝廷，我等僧俗愧对圣上，即愧对世人，故未应允。
奏书中的 “小僧跪接谕旨”，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绝非“中国史官着眼于严格的和人为的传统被迫增加和虚构”。这一点，丹珠昂奔先生主编的《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的有关史料，还可进一步予以确证。如：
铁狗年（1670年，康熙九年）54岁
（9月）16日（五世达赖喇嘛）向皇帝的使者和客人们传授……随许法，并给他们赠礼送行。派……使者前往北京向皇帝进呈奏表和礼品。以前给皇帝的表章中用zhabs-drung-du-zhu-ba（圣驾脚前奏请），这次使者带来的敕书中皇帝附带提到可不用此词语，以为不好推辞皇帝的美意，因此这次在奏表中写为drung-du-gsol-ba（驾前祈请），以略表恭敬之意。
这段藏文史料告诉世人，在康熙九年9月16日之前，五世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进呈奏书表章时，一直使用“圣驾脚前奏请”这一专用词语来表明他与皇帝之间的臣君关系。康熙皇帝为示优礼，在颁敕书时附带告诉他，以后上奏书时可以不用此词语，五世达赖喇嘛不便推辞“皇帝美意”，在当日遣使进呈的奏书中才改用“驾前祈请”一词，以示恭敬和遵从。藏语中的“圣驾脚前奏请”在汉语中的对应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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