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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与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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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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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遗民录》，专门表彰广东明代遗民。周作人写于1935年的《隅卿纪念》，说研究明清小说戏曲的马廉，搜集明末文献，“是受了清末的民族革命运动影响，大抵现今的中年人有过这种经验，不过表现略有不同，如七先生（引者按，指马太玄）写到清乾隆帝必要称曰‘弘历’亦是其一”[2]。因着反满观念而研究明末历史，人们讲到清朝皇帝，必呼其名，而不称皇帝，表示立场不同的决裂态度。
四是一批应急清史之出现，如吴增祺《清史纲要》（1913年），许国英《清鉴易知录》（1917年），文明书局编辑的《清鉴辑览》（1918年），还有刘法曾的《清史纂要》，印銮章的《清鉴》。在人们渴望了解清代历史之时，不无其应世作用，但学术水准不高，而反满观念强烈。不仅如此，还有迎合舆情编造历史的情形，如许国英在《清鉴易知录》中编造清室丑事，为孟森所揭露批评。根据这些情况，可以说早期清史研究是在反满革命名义下之汉族民族主义史学。
二 反帝爱国与清史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和50年代前期，有成就的学者大多是诚挚地爱国主义者，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华民族观念和民族国家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们以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为己任。他们的学术研究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诚如文字学家黄侃的治学为“存种姓，卫国族”那样[3]，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通过自身的特长使用文字表达出来。
（一）反对日本侵略与清史研究
国人耻于外国人先于我研究清史，如稻叶君山《清朝通史》的于1915年推出，刺激国人研讨清史，萧一山之下功大写作《清代通史》，为的是不为外人耻笑，在清史研究的学术水平上与外人争高低，为国家增光。学界有共同认识，侵略者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历史，故应加强国史之研究。
“九一八事变”以后，反对日本侵略和制造“满洲国”，以及后来出现之华北、南京敌伪政权，激发学者爱国反侵略意识与加强清史研究的自觉性。最早组织明清档案整理的朱希祖，为“借历史以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撰著《伪齐录辑补》、《伪齐国志长编》，致力于抨击伪政权。在清史研究方面，学者自觉反对侵略者谬论，进行满洲与中国关系史研究，郑天挺于抗战中写作《清代皇族之氏族与血系》，指明满族只是部族称谓，不是地名，更不是国名，清朝皇室，融合了满、蒙、汉族的血统，新血素的参入，对清初的武功奋张，文化调融，均有益处。
（二）反帝反美与清史研究
学术界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耻史同样为清史研究者所关注，写出很多作品。如果从1915年国文书局出版的《国耻史》算起，到1980年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将沙皇俄国侵华史著作除外，有一百一十多种。这些书的出版大多在2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前期，内容上遍及各个帝国主义，而在四五十年代之交，专门抨击美帝国主义的尤多，有二二十余部，其中出现在1947年—1952年的多达25部，对中美望厦条约的研究盖过了对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关注。
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有名著作有：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
富有忧患意识与历史使命感的学者，不仅是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更在寻找救国之道，一部分学者，如蒋廷黻等，以民主主义意识检讨中国内政，总结历史经验，倡导改革，争取国家独立富强；另一部分学者，如范文澜等，信仰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近代史经验，主张革命挽救中国。
在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中，人们提出以鸦片战争的历史影响作为划分中国历史的分期法，即鸦片战争改变清代中国面貌，在那以前中国历史为古代史，此后为近代史。蒋廷黻、毛泽东、范文澜等倡导这种历史分期方法。这种分期法充分认识到外国侵略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有着学术价值，但是清史被分为古代与近代两大部分，使得对清朝通史的研究难于进行。
以反帝为使命的清史研究，与20年代以前的反对清朝的民族主义不同，是新的民族主义史学，在满洲与中国关系问题上，由世纪初的强调差异、矛盾斗争，进到认识两者之间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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