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当说明两点：

第一，有学者强调这些墓志中“萨宝”前面的“摩诃”，即梵文的Mahā，意思为“大”。其实这一点显然是后加上去的，如史射勿的《墓志》中仅说“曾祖妙尼、祖波波匿，并仕本国，俱为萨宝” [37]；其子史诃耽的《墓志》则称：“曾祖尼，魏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38] 此处的“摩诃”显然是后加进去的。因为，粟特人把中国人所熟悉的梵文加在他们的萨保称号之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况且，“萨宝”前的“摩诃”一词，也未必不能用粟特文本身做出合理的解释。

第二，有些学者强调北周信佛的宇文护字“萨保”、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岐法起造像碑》中有“佛弟子岐萨保”两条材料，认为萨保与佛教有关，因而与印度有关。我们并不反对兼管宗教事务的胡人聚落首领也与佛教有关，但这两条中原的材料实在无法表明胡人聚落的萨保与印度梵文有关。作为人名出现的“萨保”应当具体分析，前者比较复杂，笔者认为很可能与胡人聚落首领意义的萨保有关[39]；后者作为佛弟子，意义很可能是“菩萨保佑”的缩写[40]，完全不能与上面列举的萨保官称相当。

从上表还可看出，文献材料里的萨保，无论是在北朝、隋唐实际担任萨保或萨保府官职的个人本身，抑或唐人墓志中所记载的曾任萨保的其曾祖、祖、父，绝大多数是来自昭武九姓的粟特人[41]，作为例外的翟姓，可能是高车人，也可能是粟特人[42]；鱼国目前尚不知所在，但为中亚或中亚北部的国家当无疑义[43]；焉耆是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国。所有萨保的出身，没有一个跟印度有关。因此，我们不应到梵文里去追寻“萨保”的原语，如此众多的粟特人担任萨保一职，更能说明“萨保”应当来自粟特文的s’rtp’w。

固原出土的《史射勿墓志》记载史射勿的“曾祖妙尼、祖波波匿，并仕本国，俱为萨宝”。似表明萨保一名早就存在于粟特本土；《魏书》卷一○二、《隋书》卷八三记康国萨宝水上阿禄迪城，把粟特故乡的泽拉夫珊河称作“萨宝水”，表明这个词在粟特地区并不罕见，只是粟特地区迄今发现的粟特文字材料远少于中国境内的敦煌、吐鲁番，因此这个粟特文的名词首先在敦煌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中被发现。吉田丰氏的这一发现，得到伊朗语专家的普遍赞同，却不为坚持萨保等于萨薄说的学者所认同，甚至被误解。富安敦曾批评沙畹、伯希和、罗佛三位对萨薄和萨宝史料都很熟悉的大家未能把两者联系起来，觉得非常遗憾。实际上，这可能正表明了他们不赞同这种联系。笔者不厌其烦地把有关萨薄和萨保的所有资料分别列出，揭示萨薄和萨保之间从未混用的事实，由此给予吉田丰的说法提供一个有力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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