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E.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20, 284, note 116; 吴玉贵汉译本《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35、78页注119。据我所知，贝利在讨论萨宝时，从没有把该词比定为sārthavāk，也没有说sārthavāk是个粟特词。贝利在讨论尼雅俗语中的cojhbo一词时，猜测汉文的马兹达教官名“萨宝”一词中是否存有cojhbo的变体cazba；关于萨宝，他提示参看伯希和文（Bulletin de l’É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3, pp.665-671）、罗佛（Sino-Iranica, p.529），以及A.Ashikaga（Bibliographie bouddhique 7-8, p.355）的看法，并特别提到后者提议把此词看作是梵文的sārthavāha；对此，贝利并未表示赞同，见H. W. Bailey, “Irano-Indica I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III.1, 1949, p.127.

[13] 羽田明《ソグド人の东方活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6卷《内陆アジア世界の形成》，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426－427页。

[14] 《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172—173页。

[15] 吉田丰《ソグド语杂录（II）》，《オリエント》第31卷第2号，1989年，168－171页。

[16]《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3期，29—39页。

[17]《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2－5页。相同的内容又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227—235页；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78-485页。

[18]《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39—343页。

[19] A.Forte, “Iranians in China -Bud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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