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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汗远征日本史事补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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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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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方倚细陈清泪疏，不期便入白云乡。伤心千里燕南道，落日鸦啼垄树苍”[9]。
毫无疑问，对于孛儿只吉氏君主而言，遣使乃是“天朝”的一次“攘夷”行为。《元高丽纪事》：“至元三年八月，遣国信使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计议官伯德孝先等奉旨至［高丽］国，谕以日本国通好事。诏曰：至于导达去使以彻彼疆，开悟东方向风慕义，兹事之责卿（王禃）宜任之”。[10] 初时书写但在稍后转达日本的“国书”，也露骨地表达了这种意图。《蒙古袭来研究史论》第1章《蒙古袭来全般の经纬》录《蒙古国书》：“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11] 诸“国信使”所持态度应当相同，从他人送其成行的诗中即可窥出这种其实有害于“目的”的倾向。《紫山集》卷6《送宣抚辅之（赵良弼）奉使日本》：“休矜积水怒连空，利病分明合我从。恃险几能延世祚，畏天长得保藩封。九夷馀种难为勇，三脊包茅亦易供。已敕先驱东海苦，挂帆风顺静鱼龙”。[12]
二
关于第一次“征东”亦“文永之役”合罕所用兵力，通行的说法是“蒙、汉军一万五千人，高丽军五千人”。池内宏《元寇の新研究》第7章《元の第一次日本征伐－－文永の役》：“さて《元宗世家》（《高丽史》卷27）に载せてある二月十七日の上中书省书を见ると、其の一节に正月十九日、奉圣旨曰、忻都官人所管军四千五百人、至金州行粮一千五百七十硕、又屯住处粮料、及造船监督洪总管军五百人行粮八十五硕、亦令应副といひ、又た《元宗世家》の五月十四日の条に元征东兵万五千人来とある。してみると、忻都の统ぶる兵四千五百、洪茶丘の率ゐる兵五百、并に五月、元の本国から到来した一万五千の兵は、必ず日本征伐に用ひられたにちがひなく、其の总数二万は《洪茶丘传》（《元史》卷154）の兵数と一致すると同时に、新来の征东兵一万五千は、三月の诏の兵数と符合する”。 “次に高丽の助征军に关しては、《元高丽纪事》に三月四日、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とある。《高丽史》には、《元宗世家》の三月九日の条に元遣经略使王总管（国昌）来、命发军五千助征日本とあるが、此の数字は六百を略し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か”。[13]
综观以上解释，未免有“牵强”的嫌疑：名为“总管”的洪茶丘仅有“亲管”兵“五百”；而举证皆集结前调遣的数字，安知后来没有修正？《元史》卷208《日本传》：“至元十一年三月，命凤州经略使忻都（忽敦）、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14] 然而，校以该传所据改写的《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征伐》：“一万五千”作“二万五千”。[15] “二万五千”盖“蒙、汉军”的数字，“高丽军”的数字则应是“八千”。《高丽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卷103《金方庆传》：“元宗十五年十月，都督使金方庆等与元都元帅忽敦等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船九百馀艘征日本。十一月，东征师还合浦，军不还者无虑万三千五百馀人”。“元宗十五年，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船九百馀艘，留合浦以待女真军。女真后期，乃发船”。[16] “二万五千”、“八千”加上“后期”没有赶上出发的“女真军”，总兵力接近“四万”。而《元史》卷152《刘通传》：“至元十年，迁［刘复亨］征东左副都元帅，［十一年，］统军四万、战船九百，征日本”。[17]
关于第二次“征东”亦“弘安之役”合罕所用的兵力，即：“东路军四万、江南军十万”[18]。《高丽史》卷29《忠烈王世家》：“忠烈王六年八月，于是，教曰：洪茶丘、忻都率蒙、丽、汉四万军发合浦，范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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