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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和特洛耶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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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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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盲诗人。据说荷马还创作过《阿波罗神颂歌》，该诗最末说道：“无论什么时候，有其他旅途中疲乏了的人来到这里，询问您们：‘少女们啊，请告诉我……谁的歌声您们最喜欢？’那时候，您们一定要用您们优雅的言词，众口同声地回答：‘住在希奥斯石岛上的盲目歌人’。”这大概就是荷马是希奥斯岛盲诗人之说的来源，希腊著名史家修昔底德也采用这一说法。[3]大多数人认为荷马生活于离特洛耶战争不太远的时代，但希罗多德主张荷马比自己早大约四百年，即公元前9世纪，除《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外，其他的荷马作品未必可信。[4]事实上，关于荷马生平的传说都很零散模糊，真正可靠的不多。但是，荷马史诗在古代希腊具有极大的权威，不仅是家喻户晓，人人传颂的文学作品，而且是希腊精神文化的源泉和统一的象征，并被引来当作许多事实和说法的根据。
近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对荷马史诗的创作过程和是否系一人所作提出了怀疑，因而分为两大派。一派为“统一说”，认为史诗乃文学杰作，具有统一的艺术风格和特色，因此是一人所作，作者即荷马。另一派为“分解说”，即“小歌说”，认为如此宏伟完美的史诗不可能一蹴而成，由一人创作，而且史诗中有许多事实前后矛盾，不相一致。每部史诗皆可明显地分解成若干小歌，是一些零篇编集而成，有的为后人追加，并经过窜改。两世纪来，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总的趋向是归于“折衷说”。[5]
美国学者帕里仔细研究了荷马史诗中重复出现的词组、短语、诗句和句组，特别是每个英雄和神的名号组合（即名词和其形容词的组合）与使用，如“捷足的阿喀琉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他发现史诗具有一整套极其广泛复杂而又经济节约的程式化语句，所谓程式化用语就“捷足的阿喀琉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等。他发现史诗中有一整套极其广泛复杂而又经济节约的程式化语句。所谓程式化语句就是指“在同一韵律条件下被固定地用来表达某一基本概念的词句”，[6]它们是一些根据韵律需要而编好的、被重复地使用的、不同长度的词组和诗句。史诗不是诗人简单地运用一个个字或词创作出来的，它还由大量程式化的词组和诗句组合而成。不同的词组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和诗句的不同部位与空间。同时，在一定的场合和诗句的一定部分，也只能重复使用某一固定的词组。说它广泛丰富，就是指有大量的、现成的程式化用语，供几乎是任何场合和部位使用；而所谓经济节约，就是指在相似的场合和部位，只能用同一个固定的词组，几乎不能代之以其他的词组，即没有别的与之重合的词组。据统计，荷马史诗有1/5是由重复使用的诗句构成的，总共28，000行诗中有25，000个重复出现的短语。[7]这些程式化用语符合于配乐吟唱的古希腊诗歌所特有的韵律要求，也便于在没有文字的条件下口头传诵和即兴创作。如此大量而固定的程式用语显然不能出自一个诗人的创造，而是经多少代民间歌手不断积累选择、口头相传而约定俗成的。帕里的发现被认为是20世纪荷马研究中最重要的成就，他被誉为“荷马研究中的达尔文”。[8]
看来，早在公元前12世纪以前，古希腊已有能配乐唱诵的口头诗歌流传，诗人一身兼为乐师和歌手。诗歌的题材是多方面的，而特罗耶战争最为重要。在历代相传过程中，无数个无名诗人对诗歌及其程式化语句进行了积累、加工，剪裁和创作。大概到公元前8世纪时，有一位伟大的诗人即荷马，将其中一些短篇（有的已有相当长度）围绕一个中心结合起来，统一加工提炼，使其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特色，成为大型史诗。这种加工既是编集，更是创作。《伊利亚特》成诗的时间较早一些，《奥德赛》大概是荷马的晚年作品，也有可能是他人效法荷马所作。《奥德赛》中阿吉诺宫廷的乐师谛摩多科正是这些民间诗人以及荷马本人的写照。公元前8世纪时，希腊开始出现采自腓尼基的字母文字，但荷马很可能还是作为口头诗人来创作史诗的，并未直接使用文字。其后，史诗广泛流传，逐步定型。公元前7世纪时，小亚细亚有号称“荷马族人”的职业诗歌朗诵者。他们背诵荷马史诗，不再以竖琴伴奏，手头已有形成文字的部分史诗抄本。至公元前6世纪，全部史诗开始编成定本，在泛雅典娜祭专门举行朗诵比赛。以后，荷马史诗的抄本流传更广，日益杂乱，经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考订分卷，留传至今。
荷马考古和爱琴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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