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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文书功能性质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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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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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将田车师戊己校尉传达诏书，根据文书传达成例，敦煌太守只能向其管辖的地域传达。即通过对本条简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当时的西域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将田车师戊己校尉暂时由敦煌太守管理或节制。同样道理，《释粹》第126页的166号简也应归为诏书类。
《释粹》第118页的155号简，《释粹》定名为《康居王使者册》，以“使者往来与周边关系类”处理。因为文字较多这里从略。本册书由七枚简牍组成，从其记录的文字分析，属于中央机构以主客部大夫名义下达的文书，要求敦煌郡调查康居王使者杨伯刀等人为王奉献骆驼的具体情况。其中有杨伯刀等人的申请调查文书，即前四简；第五简，是主客大夫发给敦煌太守的文书抄件；第六简是敦煌太守收到来文后，以例传达的转移公文用语的抄件；第七简，则是以效谷县名义再往下传达，到悬泉置的公文。以简文中的“诏书报会月廿三日”，该文书可以归为诏书类文书，名字似乎定为“永光五年案验西域诸国使者奉献橐佗册”更为恰当。
上述对悬泉置简牍文书功能性质的分析，只是笔者的初步设想，许多问题并没有来得及深究。即使想法成熟之后，要具体运作起来，将近1.8万枚简牍文书全部以上述分类方法进行分类仍然需要一定的时日。但是，依照简牍文书功能性质的分类方法则可以较好地把握文书的性质与用途，却不失为一种值得探讨的方法。
[1] 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1993年中华书局，第二版。
[2] 邢义田：《行役尚未已 日暮居延城——劳榦先生的汉简因缘》，台北《古今论衡》第八辑，200年7月版p43。
[3] 劳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居延汉简·考释之部》，1960年版。
[4] 大庭脩著、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大庭脩著、徐世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鲁惟一著，1967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中文译本尚未出版。
[7] 永田英正著，《东方学报》1974年第47册，中文译本分见《简牍研究译丛》第一、第二辑，谢桂华译。
[8] 前者作者是汪桂海，后者是李均明、刘军，均由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9] 题为《汉悬泉置遗址发掘获重大发现》。最先由媒体报道的是《汉代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收获惊人》，《甘肃日报》1991年12月13日。
[10] 原文载《简牍学报》第十五期，1993年版p1－22。
[11] 张俊民：《简牍文书与甘肃汉代史地》收入甘肃省历史学会编《史学论丛》第八集，1998年兰州大学出版社p64－78。
[12] 张俊民：《“北胥鞬”应是“比胥鞬”》，《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p89－90。
[13] 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p113—121。
[14] 张德芳：《汉简确证：汉代骊靬城与罗马俘虏无关》，《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
[15] 1993年关西大学出版部出版。
[16] 刊登在《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p98－106。
[17] 本文由何双全执笔完成，载《文物》2002年第5期p21－26。
[18] 作者张德芳，载《光明日报》2000年8月25日。
[19] 胡平生、张徳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20] 张俊民：《张家山汉简<行书律>浅析》，《陇右文博》2002年第2期p40－44。
[21] 、2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1990年文物出版社p40、59。
[23] 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效律简352，2001年文物出版社版。
[24] 前揭《敦煌悬泉汉简释粹》，p148－149。
[25] 前揭大庭脩：《汉简研究》p19－20。
[26] 参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年版上一页 [1] [2]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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