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可能是一名官吏，负责采购各种物资。他购买的四千石粟，每石比平贾贵六钱，从中牟取私利2.4万钱。按亩产二石计算，四千石粟相当于二千亩的产量，应当不是这名官吏自家土地出产的，而是他从当地农民手中购买之后，再凭借自己的职权高价卖给官方仓庾。一次舞弊的数量竟有如此之大，说明边塞防御系统的粮食补给中，来自从当地农民购买的余粮的数量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些籴粟记录是否与耿寿昌设立的“常平仓”有关呢？我们知道，耿寿昌奏设常平仓在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18]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即宣布废除。[19]而早在设立常平仓之前的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就曾建议籴谷以备羌患：“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籴二百万斛谷，羌人不敢动矣。耿中丞请籴百万斛，乃得四十万斛耳。”[20]敦煌悬泉置汉简中更有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效谷丞的籴糒汇报：

元康三年正月乙未朔庚戌，效谷丞□敢言之，谨移[米+翟]糒薄（簿）一编，敢言之（A）/啬夫贺（B）[21]

常平仓废除以后，边塞籴粟的作法并未停止，例如居延汉简：

出泉百廿　[米+翟]米粟三[/]（110.35）

出泉三百　[米+翟]粱粟五石[/]（479.15）

泉是王莽时期货币名称，说明这些记录属于王莽时期的。凡此种种，说明籴粟并不始于耿寿昌的常平仓，而且在常平仓废除以后，籴粟仍在进行，并不限于某一特定时期。

籴粟记录不仅存在于汉代居延（即额济纳河流域），也见于敦煌，说明边塞防御系统从当地农民手中购买粮食的作法比较广泛地存在于西北边塞地区，而不是限于某一特定地区。当地农民所生产的粮食不但能够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出卖，表明他们已经在当地建立起稳定的生活基础，成为汉朝西北边塞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居延地区防御系统中的戍卒、田卒等大多来自内地，而燧长、候长等基层官吏，均由当地居民担任，这与当地居民长年生活在边郡，对边塞情况比较了解不无关系。[22]按照晁错当初的设想，可以说，西汉的募民实边政策确实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1] 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段注》（成都：成都古籍书店据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10月版本影印，1990），卷7上《米部》，页353。

[3] 三国·魏·张揖著，清·王念孙疏证，钟宇讯点校，《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据清嘉庆年间王氏家刻本影印，1983），卷5上《释言》，页14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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