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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研究引出的新问题——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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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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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一词，究竟如何界定，学术界尚无一致的意见。不过，在不同的解释和定义中，还是可以提取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即对现行的一切抱着一种全面、彻底的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如果现行的是制度，那么它就要冲破制度；如果现行的是规范，那么它就要颠覆规范；如果现行的是结构，那么它就要解析结构。总之，它对现实提出了最彻底、最严峻的“颠覆”。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批判，可以称得上是全面的“颠覆”。现行的各种历史学的概念、术语，如进步、发展、理性，各种历史的价值评判，如工业革命的意义、文明的价值等，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眼光来看，都需要全盘推翻、重新来过。不过，实践的历史学家对此并不介意，他们仍然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在从事历史研究。虽然实践的史学家们并不认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但后现代主义的史学著述则获得他们的欢迎和好评，如福柯、金兹伯格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史学著作。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史学著作，也并非是在歪曲史实、胡说八道；另一方面，“疯癫”、“疾病”和历史的微观细节的探索，拓宽了历史研究的新视野，加深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过，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本质的怀疑和否定，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批评和反驳，这可以伊格尔斯的商榷文章为代表。[1]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论述是夸张的，甚至是“挑衅”性的。如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只是一种“仪式性的运作”，他所声称的“忠实性”和“客观性”，只与那种渊博的学术研究惯例有关。撇开这些偏激、挑衅性的词句，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性也不容忽视，特别是他们对历史学的叙事问题的研究，为史学理论研究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历史学的叙事问题，最早只是把它看作是史书编撰的形式问题。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屈维廉曾说，历史学的第三种任务和步骤是整理研究结果，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并称这一部分的工作具有艺术性。[2]一般说来，史学家们很乐意承认历史编撰形式的艺术性，所谓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就是将形式与内容两分，将形式归于修辞学、或编撰学，形式上的艺术性并不会妨碍内容的科学性。套用赫克斯特的说法，历史学的修辞只是蛋糕的糖衣，它的存在并不影响蛋糕本身的质量。然而，后现代主义（赫克斯特）的研究表明，历史的糖衣已经融入了历史的蛋糕之中，糖衣不仅影响历史的外表形式，而且也影响历史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形式与内容并不总是相辅相成的，它还存在着矛盾和对立；形式和内容并非能截然两分，它们还常常彼此渗透、相互缠绕。历史学的叙述不仅仅是一个修辞、编撰的问题，还与历史学的真实性、科学性等问题密切相关。与数学之类的学科不同，历史的内容并不能对其表现形式起到一种制约或限定，相反，只要是人的主题，天然地适宜于一种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这样，形式就会溶入内容，从而影响内容。修辞不仅是让读者赏心悦目，布局、谋篇和风格，也不只是技术或技巧，它体现了作者的情感和倾向，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牵涉到价值评判，而其背后又与作者的意识形态、社会地位、政治立场等因素相关。叙事的顺序、章节的结构，文字的风格，作为形式都会渗入到内容之中，并对内容的性质发生影响。特别是形式一旦程式化，反过来又会成为一种制约、限制的因素，甚至强物就我，用形式来虚构内容。蛋糕与糖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糖衣融入蛋糕之中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后现代主义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换言之，历史学的形式与内容问题，并非像以前所理解的那么简单，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辨析思考，做出新的解释。
海登·怀特的研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海登·怀特的研究主题也是历史学的叙事，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历史叙述的本质问题。他认为，历史叙事在本质上与文学叙事是一回事，都是一种[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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