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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町人阶层十分软弱，其思想也苍白无力，极不成熟。有学者认为，町人伦理思想是“推动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和发展的精神原动力”，起到了“侵蚀、冲击、瓦解、毁灭幕藩封建统治，促进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生成和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指出它的局限性是“基本停留在了争取‘职分平等’和自己阶级权益的思想斗争水平，未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主动发动旨在推翻封建政权的革命”，“停留在确保家业繁荣和生活安定的阶段，缺少‘犹太商人那种为了利益而追求利益的贪婪不止的精神’”。[12](p321)
不仅如此，在封建统治的抑制和镇压下，町人缺乏斗争的愿望和勇气，町人文化也严重扭曲，人性的解放被引向满足富商巨贾官能的享乐，追求财富的目标也变成了聚财以供游荡挥霍。所谓的“日本文艺复兴”并没有像西欧文艺复兴那样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再次，在政治方面，日本的政治体制是天皇和将军并存的二元政治。天皇尽管大权旁落，但依然是精神权威和权力源泉。将军的权力来源于天皇，在政治结构中，他是朝廷中“权高盖主”的朝臣，并不是西欧国家封建制时期国王那样的君主。因此，将军也很难像西欧的国王那样成为民族的象征，去推进民族国家的形成。
这些差异决定了日本和西欧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仅仅因为日本和西欧一样存在封建制和原工业化以及有其他某些相似之处，完全不考虑二者的相异，就断定日本和西欧平行进化，无疑是把复杂的历史发展过于简单化。
在封建制解体问题上，英、法等国的政治体制经过专制王权阶段，建立了民族国家，在资产阶级壮大后又爆发了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政体。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日本却是在明治维新期间，由封建阶级的一部分下级武士领导，推翻了幕府，实现了王政复古，以天皇为核心，建立了民族国家。藩阀长期掌握政权，称为“有司专制”。在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下，迟至1890年日本才按照前一年颁布的帝国宪法召开国会，成为形式上的立宪国家。明治政权实施地税改革，废除了领主土地所有制，但确立了地主制，土地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正因为如此，日本史学界多数人认为，明治政权是专制王权。
在工业化问题上，英、法等国在原工业化基础上，自发地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经过工业革命进入大机器生产。日本直到1878年西南战争结束后，“殖产兴业”政策才得以巩固和展开，标志着自上而下的近代工业化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原工业化时期的结束。“自明治政府确立了‘殖产兴业’的政策推行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政策之后，逐渐生长出一个近代工业部门。这个近代工业部门不是原工业化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明治政府引进西方技术，自上而下培植的产物”[13](p260)。
由于德川时代没有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倒幕运动是以国学和水产学为指导思想的，由此形成了日本的民族主义，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使得整个近代日本虽然出现过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但民主自由的人文精神并没有能够像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西欧那样扎下根来，而是专制主义、国家主义、天皇崇拜盛行。
总之，日本并非像“文明的生态史观”所说的那样，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下与西欧平行发展。生态史观所说的平行发展只不过是表面的一种相似而已，至于存在于这种表象背后的许多重大差异，却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日本与西欧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使日本在20世纪上半期成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策源地的温床。
四 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民族主义的陷阱
生态史观的理论模式之所以出现上述与史实明显的不符，是有其一定原因的。
在方法论上，生态史观过分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认为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的现代化道路不同取决于生态环境，西欧和日本由于生态环境相同而现代化道路相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毫无疑问，自然地理环境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如果把生态看做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决定性的甚至惟一的因素，完全不考虑社会因素，显然是一种环境决定论。德国、俄国、中国、日本的历程说明，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历史大转变时期，除自然地理环境之外，历史文化背景、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乃至机遇所起的作用都是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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