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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生态史观带有明显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
日本作为一个弱势文化，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寻找和保持自我，确定自身在国际上的位置，一直在自卑、自省、自信、自傲之间徘徊。因此，日本文化论和日本人论十分兴盛，经久不衰，在世界上可谓绝无仅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打碎了日本民族优秀论的迷梦，日本的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许多日本进步学者追究战争的原因，反思传统文化和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历程，进行了深刻的自我解剖，主张对日本加以彻底改造。这种自我批判对日本人来说是痛苦的，又是必须的，体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良知，其中大部分认识是比较中肯和冷静的。
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和经济的恢复发展，日本很快结束了战败国的状态，经济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从1956年起又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重新崛起，使得日本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日本人又开始重新反思自身文化，肯定论明显多于反省论。在这种大背景下，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的日本文化论，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就是其中的一个。[14]
梅棹忠夫在说明提出生态史观的背景时说，在世界上，成为高度文明国的只有日本和西欧的少数国家。“战前经常听到文明国这个词，战后却只说文化国，而不说文明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日本战败，把文明国的名字归还了吗?但是，虽然战败了，日本仍然是高度的文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战前文明程度还高”。然而，“日本虽然成为文明国，但不是完全模仿西欧的吗?这种说法贯穿于近代化过程中，是一直困扰日本知识分子自尊心的咒语。这个咒语现在还有效力”。[5](p71～73)
可见，确定日本是世界上少数文明国的地位，扫除战败以后甚至明治维新以来的自卑，解除咒语，恢复和提高日本人的自尊心，是促使梅棹忠夫提出生态史观的重要动因。因此可以说，生态史观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生态史观不仅强调日本不是学习、模仿西方而是与西欧平行进化的，同时还竭力表明日本与亚洲的不同，以至否定日本是亚洲国家。
在日本，鼓吹脱离亚洲而与欧美为伍的典型代表当属福泽谕吉。他自诩日本经过维新已经成为文明国家，蔑视亚洲邻国，把亚洲邻国称为“恶友”，宣称和它们友好相处、平等地打交道会使日本背上坏名声，因而应该予以拒绝；主张像欧美国家那样侵略亚洲邻国，并美其名曰“文明战胜野蛮”。这种以作为亚洲国家为耻的情感实际上也反映了对欧美的崇拜和自卑，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惟美国马首是瞻、无视亚洲存在的所谓“亚洲不在”的情况。
我们知道，古代日本处于中华文化圈的影响之下，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长期吸收先进的中华文明，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对此，梅棹忠夫并不否认，但他是这样表述的：“当然，我们有时不得不说，日本人从古代起就深深地受到了中华思想的影响，并且其文化背景和中国的文化亦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情形来看，由于两国之间的社会体制和形态不同，文明的构造模式也是颇为相异的。”[1]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一种十分勉强的态度，而且他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强调日本与亚洲相比的特殊性。
在进人工业社会以后，日本仍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有切不断的密切的文化联系。针对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有人把日本、韩国等国的现代化称为儒家资本主义。这一观点是否妥当姑且不论，至少它反映了中华文明在东亚许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即使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日本也有一些学者从日本和亚洲邻国的相似之处进行研究，成就斐然。例如，照叶树林文化论认为，照叶树林分布在尼泊尔、喜马拉雅高度1 500米到2 500米的地区，并从那里经过不丹、缅甸等东南亚北部山区、云南高原伸延到中国江南的山地，越海到达朝鲜南部和日本。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共同的照叶树林文化。[15]
诚然，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确有许多不同之处，但问题的关键是，只强调不同而否认相同的一面，不是科学的态度。然而，生态史观置日本与亚洲的共同点于不顾，片面强调“理解日本文明性质的关键是把日本当作另一个欧洲来看”[1](p31)，“欧洲一词是由过去的西方人类历史而铸成的概念，而亚洲则不是。所谓亚洲一词不过是对欧亚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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