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商业会馆的性质，是学术界尚在讨论的一个课题，迄无定论。李华在本《选编》前言中认为，会馆即行会，它与欧洲中世纪行会基本相同。我国有的学者对此特相反看法，认为会馆还不是行会，更有别于欧洲型行会。日本加藤繁则认为，不是建成了会馆才组成行的，但会馆的出现，加强了行的组织，成了行的中心。《选编》为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许多原始资料，它必然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从琳琅满目的碑刻资料看，北京各会馆的缘起、宗旨及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不尽相同。若概言其共同之处，约有四端：崇祀神明、敦睦乡谊、兴办义举、襄助经营。

在封建时代，商人们总是祈望得到神灵的庇祐，旅途平安、财运亨通，所以绝大多数会馆都把“答神庥”做为第一要务。如山西商人“同在临汾乡祠公会，默叨神贶，保护平安。”[①]同时，各地商人旅贾于京师，“恐乡人越数千里来，无以联之；或渔沈若路人，不相顾问。”[②]因而设立会馆“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③]，一般会馆都为同乡中欲宿栈假馆者提供方便，个别的如临汾会馆还供治病养疴之用。另外，为体恤同乡客死京师、棺木无力回里者，不少会馆还有义园之设，“庶死者入土为安，而夜台当无零露之悲矣。”[④]象鄞县会馆等完全是为同乡人死亡停枢、春秋祭祀、择地安葬而设。以上三个方面，即“贾人所以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也。”[⑤]可以说是北京商人会馆的主旨，也可以说从精神上和物质上起到了襄助经营的作用。至于会馆直接涉足、影响工商业经营的资料，鸦片战争前的碑刻记载寥寥：一条是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桐油行商人以会馆为纽带，与牙行展开斗争[⑥]；一条是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靛行会馆自设经济四名，以防“外牙索诈滋扰”[⑦]。迨鸦片战争后，这类记载才有增加。首先，维护商人利益、抵制牙行勒索的斗争进一步强化。《临汾乡祠公会碑记》约定山西省商人“自今以往，倘牙行再生事端，或崇文门税务另行讹诈，除私事不理外，凡涉同行公事，一行出首，众行俱宜帮助资力，不可藉端推诿，致失和气。”其次，对新开店铺提出某些条件。如“有新开猪店，必须在财神圣前献戏一天，设筵请客，方准上市生理。”[⑧]第三，限制招收学徒人数。如《糖饼行永远长久碑记》规定，从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起，停止收徒弟三年，期满后“各家炉房收徒弟一名，各徒弟家出银三两。”第四，规定工人工价及工作时间。如糖饼行有五块碑刻都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这里就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会馆直接关涉工商经营的资料几乎全集中于晚清至民国年间，究竟是会馆的性质、作用到这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抑是以往的史料尚付阙如？这就有待专家学者研讨剖断了。

这里我们要高兴提及的是，日本东洋学文献中心目前也在陆续出版一套类似的资料集。原来，本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加藤繁博士曾对北京商人会馆进行过调查，撰有专文。四十年代，仁井田陞博士继续了这项工作，搜集到北京五十余处会馆、公会的碑文、章程，并对知情人进行了访问。他原拟撰写一系列论文，但不幸于一九六六年谢世。为不使这些史料湮没，东京大学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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