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如遇有病，无力医治，由公所延医诊治给药。设或身后无着，给发衣衾、棺木，暂葬义冢，立碑为记。”[15]其次，会馆、公所的一举一动，无不由官府控制。凡新建馆、所，必须禀报府县，核准立案；议定章程、行规，要经官府同意才可实行；发生纠葛、冲突，亦需府衙排解、仲裁。各会馆所立的碑碣，多数就是苏州府或下属县所颁告示全文，晓谕各商，“凛遵毋违”。第三，会馆、公所对工商业有重要的保护和约束作用，直接参与生产及经营活动。举凡手工业方面的入行开业、匠人工价、徒弟收留，商业方面的货物存贮、秤斛计量、价格标准等，会馆、公所都要过问，制度相当完备，为北京、上海工商会馆所不经见。特别是《碑刻集》中收录的《吴县纱缎业行规条约碑》等十余份行业规条和公议章程，内容详尽，是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明清工商会馆、公所的看法存在歧异，缘由之一是资料不足。目前三种碑刻资料业已问世，倘若我们用比较方法对北京、上海、苏州的工商会馆、公所进行研究，必会大大深化已有的认识。
第二，有关严禁工匠“倡众停工”、“齐行增价”的碑志。
共有二十余份，其中一部分早为史学界所熟知，是研究资本主义萌芽和工匠反抗斗争的珍贵资料。从十六世纪开始，苏州丝织业中就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时至清初，染布、踹布、造纸、印书等行业也雇用了大量工匠，如“苏城内外踹匠，不下万余，均非土著，悉以外来”[16]，他们“孑身赤汉，一无携带”，赖佣工度日[17]。各手工业作坊或雇一二人，或雇二三十人，大部分实行计件工资，少数行业和工种采用计日工资制。由于工资极低，还经常被拖欠克扣，工匠们“倡众歇作”、“勒加工价”的斗争时有发生。许多工匠为了自身生计，还极力反对增收学徒。《苏州府为永禁踹匠齐行增价碑》、《长洲县永禁机匠叫歇碑》等翔实记述了罢工及官府进行弹压、调停、干预的始末。但是，雇主与雇工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稽诸碑刻资料，有六、七个行业都屡屡发生过这种要求增价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斗争。
第三，有关申禁“铺户当官”、“科累商户”的碑志。
明清之标，封建官府强制工商行业编排值月，为衙门办物，名曰“铺户当官”。官府出票提取铺行货物，付价极少，甚至分文不给。胥吏、差役、地保、牙行更百端炙诈，从中渔利，致使工商行业受累无已，呼号莫救。常熟县“凡遇上司临案，乘机混出朱牌，拴通狼役，科索常例。官价毫无，执行差派：公堂瞒天锦帐，私衙绫纡铺陈，酒线椅褥桌围，五色纱罗绸缎，围屏锦轴，结采赏红，然非百金不能为也。”致使绸缎业“力竭脂枯，实难支应。若不投号，生路必绝。”[18]长吴二县木行当官“稍有迟误，锁链绳拴，害切剥肤，靡不倾家荡产。”[19]从这方面的四十余份碑文看，绸缎铺、木行、金银业铺户、油麻铺户、面铺、席草行、糖果铺、烛铺、腌腊行等，莫不受到“买办”、“当官”之害。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一向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工商业不是积极地保护、扶植，鼓励其自由发展，而是贬抑、控制和压榨、摧残，只有当事态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时，才以恩恤的姿态出现，出示晓谕，“以甦商困”。但是，奸胥滑吏阳奉阴违，鱼不改腥，致使蠹弊依然。
苏州是我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最早的地区，但从十六世纪直到十九世纪，凡三百年之久，始终未曾得到真正发展，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碑刻集》从一个角度提供了可信史料，良可珍贵。由此而令人想到：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何以形不成与专制统治相抗衡的社会力量，确是个重大而复杂的课题，需要史学工作者倾注大量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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