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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
史学家们对文献史料真实价值的怀疑，为日后口述史学的再度复兴提供了前提。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兰克文献史料学的衰落和文献资料的日益减少，口述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重新登上了历史学的大雅之堂。由于西方口述史学的再度复兴是以反对兰克学派关于“没有文献便没有历史学”的史学观念为前提的，故早期的口述史学家们大都强调：口述史料优于文献史料。美国早期口述史学家斯坦利·维斯塔尔(Stanley Vestal)在比较和分析《西亭·布尔》一书中所使用的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之后指出：“我们都过于相信印刷品的权威性，而实际远非如此。在采访中，人们有许多机会来检验口述者的忠诚、能力和知识。但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只能盲目地接受。”（注：坎曼：《往事历历在目：美国当代历史写作》(Michael Kammen,The Past Before Us:ContemporaryHistorical Wri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另一位美国口述史学家霍夫曼(Alice Hoffman)认为：口述史料的作者只有一个，而且是明确的，史学家可以对他或她进行重复采访以确定其所提供的史料的可信程度；而文献史料的作者也许是明确的、也许是不明确的，也许是一个、也许不只一个，而且死无对证，因此不易于考察史料的可靠性（注：参见杜拿威等编：《口述史：跨学科论文集》(David K.Dunaway & Willa K.Banum ed.,Oral History:an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美国国家与地方史学会1987年版，第72页。）。英国口述史学家塞缪尔(RaphaelSamuel)认为：“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而文献则不然”（注：塞缪尔：《神话与历史：首次阅读》(Raphael Samuel,Myth and History:First Reading)，载《口述史》(Oral History)16卷，1988年第1期第15页。），此外，“口述史料特别自然，未加修饰，……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注：塞缪尔：《神话与历史：首次阅读》(RaphaelSamuel,Myth and History:First Reading)，载《口述史》(Oral His-tory)16卷，1988年第1期第15页。）。
尽管这些早期的口述史学家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历史认识中主体意识的不可避免性，但是由于他们在本体论上还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的影响，在历史认识的目的和动机方面仍然与兰克建立档案历史学之初的想法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即如实地再现客观历史过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早期的口述史学家们往往也同传统史学家们一样，回避对历史认识主体（无论是被访者，还是史学家本人）的研究，力图排除一切与主体意识有关的思想、情感、态度等方面因素的干扰。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早期口述史学家们对被访对象的采访以及处理和使用口述史料所奉行的原则中。例如，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撰写《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时，甚至要求桑切斯一家中的每个成员都分别关在自己的房间中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目的就是使口述证据更加自然地“再现往事”。此外，在处理口述史料方面，早期口述史学家们所强调的也是尽量保持其原有风貌，避免留下史学家的个人印记。有些口述史学家担心口述笔录的方法会影响口述史料的纯客观性，还把打印出来的结果再交给被访者进行修改。后来，随着录音机的问世，口述史学家可以更加准确地记录下被访者的原话，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第一个倡导者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很早就购买了电子录音机，并安装了信息转换器，使记录下来的采访内容直接转变为打字稿，这样，就可以避免史学家的二次创作，使口述史料能够更加客观地“再现往事”。
二
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大量廉价录音机的上市，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口述实践活动的深入，以约翰·托什(John Tosh)和查尔斯·乔伊娜(Charles Joyner)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无论口述史料多么可靠，它与所有以精神形态存在的史料一样，只是历史认识的“间接客体”或“中介客体”，而不是“直接客体”或“原本客体”，因此，即使口述史料中避免了口述史学家主体意识的渗入（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仅以此来再现往事，也是徒劳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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