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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学家们通过调动普通人参与历史研究和写作的积极性，不仅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些“沉默者”们体会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以及自己在创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的力量，而且意识到历史写作决不只是学术界少数人的事情，普通人也能够而且也应该在提供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知识方面扮演主动的角色，因为“通过晤谈而得到的历史证词是双方合作的学术成果”（注：M.海德：《哲学诠释学和经历的交流——口述历史的范型》，《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第42页。）。如果人人都把自己当作历史学家，人人都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力量，从而自觉地扩大自己社会生活实践活动的范围广度和深度，并用自己在广泛深入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来分析过去、指导现实、预见未来，那么，历史学的教育启迪功能就可以充分地得以实现。虽说西方当代口述史学距离这一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但其中的一些积极因素，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第二，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把口述研究的目的从往事的简单再现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把关注的焦点从“真实的过去”转移到“记住的过去”，不仅增加了历史认识的深度，而且扩大了历史认识的广度。
一方面，研究大众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历史关系。因为人们在口述回忆中所陈述的历史事件似乎只是“往事的再现”，但是口述者所流露出的情感或愿望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人们的情绪，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反映人们对现实社会所持的态度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梦想。换句话说，口述者在口述回忆中为自己所树立的形象，既可以揭示过去，也可以揭示现实；既可以揭示已经发生的事情，也可以揭示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历史是现实的前身，而现实则是历史的延伸，而口述者本人既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口述回忆离历史事实越远，它所包含的口述者的现实态度的成份就越多。口述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历史事件的描述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恰恰体现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的某种历史继承关系。
另一方面，研究大众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可以打破个性与共性之间静止不动的对立关系。由于生活在同一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甚至精神交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似之处，因而口述者在口述回忆中所暴露出来的个性并不是绝对的个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口述者所生存的那个社会阶层乃至整个阶级中人们所共有的性格。帕塞里尼对30年代都灵工人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文化态度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然而，也正是由于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过多地关注于情感、意识、性格等一系列心理因素，因此，他们在解释口述史料时，有时也难免陷入困境。例如，帕塞里尼在口述采访中注意到了都灵女工中大部分都具有叛逆的文化性格，那么向现存的社会秩序挑战的个性为什么会在妇女身上表现得如此突出呢？帕塞里尼认为这是由这些妇女本身的性格决定的，因为她们在从事政治活动以外的任何活动中，也表现得十分倔强，这种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他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被访者卡罗兰纳(Caro Lina)5岁时在桌旁吃面包，遭到几只鸡的袭击，她没有躲闪，而是用面包刀刺死了其中的一只，其他几只鸡也吓跑了。
帕塞里尼用性格来解释性格，必然回答不了卡罗兰纳及其他都灵女工的性格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生活实践是认识主体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得以形成和实现的现实基础，是决定主、客体之间关系的根本因素。历史意识之所以能够反映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是因为它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而实践活动具有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个性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共性，是因为生活在同一共同体中的人们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相似之处。卡罗兰纳及其他都灵女工的叛逆性格是由她们的具体生活实践经历造成的，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根据卡罗兰纳的自我陈述，她在5岁之前就失去了母亲，她必须学会自我保护，她在自己短短的生活实践中逐渐体会到：靠躲闪是不能保护自己的，只有起来反抗才有出路。都灵女工之所以具有比男人更为明显的叛逆性格，是因为她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承受的重压比男人又多了一层，也就是说，她们除了要在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争取做人的权利以外，还要在以男性为核心的社会中争取做女人的权利。
由此可见，以重建大众历史意识为目的的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如果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只是单纯地吸收人类学、社会学或心理学的思想和方法，那么就根本无法摆脱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无法打破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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