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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约翰·托什在《追踪历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依据是什么，与往事直接接触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注：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页。），因为，“过去的声音，同时难免也是现在的声音”（注：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页。）。此外，“即使认为口述证据是真实而未受影响的，仅以此来表现过去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历史事实并不是个人经历的总和”（注：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页。）。
既然口述史学不能满足史学家再现往事的愿望，那么为什么口述史学在70年代以后在西方会得到广泛的传播？口述史学方法的真正优势又在哪里呢？托什认为：“历史理解不仅要认识普通个体的生活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大众日常生活经历背后的思想动机，尽管这些思想动机被现实生活过程所掩盖，但他们是现实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注：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页。）由此托什得出结论：“口述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证明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因为人们的历史意识决定着“当时作用于个人生活的更深刻的结构和过程”（注：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第178、181页。）。尽管这一主体性范畴有碍于史学家客观地再现往事，但它有助于史学家“揭示那些被认为是自然的、静止的，而实际却是文化的、运动着的现象”（注：帕塞里尼：《大众记忆中的法西斯主义：都灵工人阶级的文化经历》(Luisa Passerlin,Fa-scism in Popular Memory:the Cultural Experience of the Turin Working Class)，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历史研究只有弄清楚这一深层结构，才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当代西方口述史学家的口述研究实践证明：口述史学方法确实能够在揭示深层结构方面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对此，美国口述史学家威廉姆斯(T.HarryWilliams)体会得最早。早在60年代初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休伊·朗》一书后就深有感触地说：“我越来越相信口述史的价值，它不仅是一种编纂近代史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为研究过去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即它可以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审视过去。”（注：坎曼：《往事历历在目：美国当代历史写作》，第394页。）
既然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把重建大众历史意识当作口述研究的目的，那么他们又是怎样考察人们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的呢？英国口述史学家查尔斯·乔伊娜认为：情感是历史事件作用于历史认识主体的结果，是主体的一部分，它不仅在被访者的头脑中保留的时间长，易于回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真实可靠的。即使被访者所提供的口述史料与历史事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从他或她的情感中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他们自己最深层的价值体系的依据”（注：杜拿威等编：《口述史：跨学科论文集》，第304页。）。另一位英国口述史学家斯蒂芬(StephenYao)也认为：口述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情感，因为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因而不易于被人们遗忘掉，即便有时我们很难找到一种方式去理解它。斯蒂芬甚至把口述回忆直接看作是各种不同演员抒发情感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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