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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早期现代化模式的滥觞（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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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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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掌握，官督商办企业就是一种官僚资本，只不过是利用了民间资本而已。郑观应要求由商方掌握经营权，实际上是要通过官督商办形式发展民间私人资本。他认为只有发展民间私人资本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他在论述商人兴办船厂时这样说道："诚能去其畏官之隐衷，予以谋生之大道，准由公正精明之商总，精择洋匠，开设船厂，实力监工，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制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虚费必省"[154]。郑观应在参与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中，始终强调坚持维护商股股东的权益，1893年盛宣怀不经股东擅自将招商局款项移作办银行之用，郑观应对此非常不满。他说道：这"虽是挽回利权之策，然擅拨局款兼办银行，不会股东，只求直督批准，于商律不合。盖商律凡公司欲营业，必须开股东会，从多数取决，才可施行。若大权操自直督，无庸商诸股东，日后直督换人，所委总办假公济私者，流弊不堪设想"[155]。1900年以后，开平、电报、招商三局都发生了重大的变更，官权压倒了商权，郑观应本人也蒙受打击，他终于认识到靠官督商办是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官督商办是侵蚀民间资本、阻碍私人资本发展的虎豹豺狼，发出了"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的愤怒吼声。
从如何对待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到如何对待民间私人资本的发展，反映了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之间在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不难看出，只有按照早期改良派所主张的那样，以兵力佐商力，坚持发展民族工商业，坚持用国家的力量保护和发展民间私人资本，才能在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走上独立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这里，我们看到，只有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之间的分歧，才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分歧，而在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是看不到这种分歧的。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分歧是怎样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的分歧，即是(由清政府及其官僚们，而不是由整个社会)掌握近代生产力还是固守旧法的分歧。两种分歧的性质是不同的。
从以上分析来看，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无论在经济思想还是在政治思想上，都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不是能够用"认识也有一个过程"[156] 来概括的。事实证明，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的分歧是两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分歧，是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分歧。当然，早期维新派并不是一开始就达到这种认识的。他们主要是在中法战争失败、洋务运动初显败迹之后，才逐渐认识到并扩大了与洋务派的分歧。在此之前，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洋务派与自己的分歧。二者甚至在"师夷长技"和"变法自强"的共同目标下，一同开展洋务运动。洋务派有赖于早期改良派参与洋务运动，而早期改良派则需要洋务派的扶掖重用。早期改良派大多富有知识但地位较低，洋务派则权重位高。在他们的联合当中，早期改良派处于依附地位。但他们相互视为同道，共同与顽固派进行论战，虽然他们的着眼点不一样。如在铁路大论战中，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都主张修铁路，但洋务派的着眼点是调兵运饷，而早期改良派的着眼点则是利"商政"。中法战争失败以后，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后，由于洋务派压制民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官商矛盾日趋严重，官权开始凌驾于商权之上，早期改良派才真正看清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的本质，认识到靠洋务派是不能发展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的。他们转而开始批判洋务派。他们反对官督商办，反对洋务派的产业统制政策，要求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他们要求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为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提供政治前提。当然，在洋务运动时期，早期改良派还不能完全脱离洋务派，形成独立的政治派别。直至甲午战争以后，早期改良派才逐渐发展成为维新派，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派别，并继续与后期洋务派和清政府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直至辛亥革命时期，由他们所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才最终与清政府绝裂。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早期改良思想并不属于洋务思想的固定内容，而是一种先依附于洋务思想、后又从洋务思想中分裂出来的、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思想，洋务思想并不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洋务派的目标不是"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用垄断近代工业生产技术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只有早期改良派的目标才是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但是，决定洋务运动的根本内容和方向的，不是早期改良派，而是洋务派，因此，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不可能是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而只能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洋务运动不是一场发展资本主义的运动，否则，何以会产生如此尖锐的、贯彻始终的官商矛盾。
有的人提出，洋务运动的历史任务是"缩短中外的差距，引进机器生产，实现由手工制作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加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并认为洋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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