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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的现实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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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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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基本内容，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也是我国几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过理论探索与具体历史研究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实践证明，我国最有代表性的史学研究成果多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系统，实证史学、计量史学、心态史学等史学思想虽有其科学性，但在从根本上解释客观世界方面，它们都不能超出唯物史观。（分类叙述）
从产生上述错误认识的社会根源来看。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受挫，以及西方和平演变的不断推进及其成功，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冲击尤其是对中国的冲击是极大的。这种冲击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的打压、经济上的控制，同时也更深刻地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其突出表现就包括淡化政治，提倡不分阶级的“人性”观念；强调个人主义的极端张扬，企图用西方资本主义抽象的民主、自由等观念来代替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观念。而与之相对的阶级斗争观念、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念，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组成部分，一旦它们的合理性被否定，建立于其上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与此同时，国内一小部分通过各种手段得到巨大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给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寻求理论依据，也必然要通过提倡与唯物史观相左的一些理论观点，对客观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唯物史观进行或明或暗的修正与攻击。
从学术研究的规律来看。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我们对它的理解，从来都是在解决时代提出的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化与丰富的。如最早运用唯物史观讨论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他们早年的研究成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但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初创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对自己的思想与著作均有新的思考或订正。郭沫若先生的名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经过了多次修订，他在1953年再版前言中坦陈，古代社会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促使自己的学术观点不断发生改变：“二十多年来我自己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好几次，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亦几经修改，其理论基础便是作者对唯物史观逐步深入的思考。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史家就唯物史观的理解与具体运用，相继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这些看法与讨论丰富了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视野，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但是，真理的追求永无止境，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至今都很难说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达到了完全准确的地步，一些过去被认为是正确的理论观点，也需要结合新的社会现实，做出新的解释与阐发，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这一方面说明唯物史观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对它的认识是长期的；一方面也说明要更好地运用它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理论与实际两者的结合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于现实社会中伴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复杂变化而产生的新问题，唯物史观能否做出符合事实的解释，是其在新世纪能否立足并壮大的前提条件。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史家需要不断结合现实需要，对唯物史观做科学的运用与发展，从而做到坚持与发展相统一，巩固与创新相统一。但是，在史学研究中对唯物史观做游刃有余的运用，以及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某些史学领域与具体史学问题进行创新性的理论研究，与那些打着创新的旗帜，实则或明或暗地反对唯物观的所谓学术研究，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是经世致用，这一特点在史学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使得中国传统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史的特征。但应当注意的是，学术为政治服务与为现实服务具有性质上的不同。剪裁、歪曲史实以适应政治的需要，事实上不能称为真正的史学研究；而为了史学学科本身的发展，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提倡与推动某一学术领域的发展，则能在根本上促进学术与现实的互动，更好地体现史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今天我们看待唯物史观与学术发展的问题，同样要有这种辩证的态度。作为对客观历史做彻底解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中国有着政治上的崇高地位，但是这种地位的形成，是与其在哲学史与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相对应的，而不是行政命令与灌输教育的结果。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学术研究政治化等错误倾向，则有其形成的主（人们理解唯物史观的理论水平有一个逐步提高的历史过程）、客（ “左”的错误的影响）观原因，对此应做客观的分析。只有把学术研究的教条化与史学学科的政治附庸化、理解运用唯物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做明确的区分，才能真正认识唯物史观的理论价值，推动史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决不能用“教条化、公式化盛行”来概括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史学，更不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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