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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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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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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我是从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起步的。今年是甲申年，距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又过了一个甲子。360年前，1644年，即是明王朝被农民战争灭亡之年。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史料极其丰富，野史笔记多的是，这在古代很难得。史料看得越多、越细，感触越强烈。
一是感慨大明官场，人才济济，济济变成挤挤，搞窝里斗倒是登峰造极，包括知识分子。但在不起眼的小地方，偏乡僻壤、山坳荒漠，藏龙卧虎有的是，到了兵荒马乱的年头，就获得了出头露脸的机会。你说李自成、张献忠，一个驿站马夫，一个为地主打工，原先谁会把他们当人才看?可在1628—1644年间，他们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要意志有意志，17年里屡败屡战；要智慧有智慧，野战、阵地战都胜过官军。两人稍有不同的是，张献忠残暴些，李自成厚重些。若没有东北满族的横插一杠，李自成完全有可能建立新朝，成为第二个朱洪武似的开国皇帝。若做了皇帝，他过去是当马夫还是当小和尚都不敢提了，天才的帽子不戴，别人也会哄然给你戴上，古书上叫做“解民倒悬”、“天纵英明”，十分的伟大。
李泽厚主张“告别革命”，但他采取的却是指责，而不是同情的理解的态度，说如果没有就如何如何，这就不是历史的态度。历史上有过的，必有不得不发生的理由。大家都知道，古时候，中国农民是最老实、最听话的，年复一年地埋头“修地球”、过苦日子，很少进城，见到官两腿发软，大官稍说几句好话，就感激涕零，说是“见到了好官”。谁会平白无故地用生命去赌博?可一旦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饥饿是死，造反也是死，你说他们选择什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话是有条件的，大约数百年才一遇，天灾人祸到了极点，树皮草根吃完，就闹人吃人的惨剧。到那时，革命想阻挡也阻挡不了。
感慨之二，到了非正常状态，人心会变得叵测不定，控制不住。在前现代社会，中国是创造物质财富能力最强的国家。长城、运河不说，周秦、汉唐、两宋、元明的宫殿、王府、豪宅、园林，建筑瑰宝不胜枚举，如果都保留到今天可以为旅游业赚回大把大把的外汇，可地面上存留下来的却少得可怜。去过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的国人，就感觉得到，中国地面上的文物与其悠久的文明极不相称。每一次战争动乱，一个王朝的许多宏伟建筑往往被付之一炬。
我曾经为此疑惑不解。打进京城的农民痛恨皇帝、大官、阔佬，看了这些用农民血汗钱堆起来的豪华住宅、奢侈器具，怒火中烧，气不打一处来，这可以理解。为什么非烧了不可?后来读了心理学的书，才有些开窍。埋下的怨恨越深，积蓄的不满越多，它释放需要的能量就越大。农民由盼望皇恩浩荡的热望，到对苛政猛如虎的失望，再到灾难丛生、濒临死亡的绝望．这一不断上升的长过程中，如若没有许多渠道获得缓慢的释放，积蓄起来的能量大到极点，非通过极富刺激性和破坏性的行为，就不可能得到宣泄。李自成在攻陷洛阳时，曾用“点天灯”的方式处死福王，既是一种宣泄，更是一种向敌对者的示威。但什么样的行为最具刺激性呢?熊熊烈火，腾空而起，声光并作，全场骚动，肯定是最富刺激性的。另外，个人行动往往多理性的计算，至少恐惧的本能也能起约束的作用。到了群体骚动的场合，集体的非理性就会战胜平日里的胆怯，情绪冲动会因相互感染而得到极度强化，个人的负罪感和恐惧感消失。这就是民众运动多容易演化为暴动、暴乱的一种心理学解释。
俗话说：“可以共患难，但难于同富贵”。农民军的兄弟情谊和团结，在困难时期是摧不垮、打不散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分配，在大顺军中执行得很成功，这就是李自成高于打家劫舍式盗寇的地方。到1643年，李自成在河南、湖北取得七大战役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开始筹建统一政权。也就在那时，裂缝出现了。首先，农民联军内部开始重演《水浒》里的“火并王伦”。李自成先后借故杀了“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閵养成、“曹操”罗汝才和“小袁营”袁时中，取得独尊的地位。当时一位河南的知识分子(郑廉)就评论：“一国不堪两君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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