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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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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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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为纲——片面决定论的反拨。它既反对经济决定论，也反对文化决定论。决定一种社会状态的，是许多方面、许多力量的总合。这种总合的效果，许多时候更取决于它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组合和相互作用，例如一个现代社会，一定是一个建筑在高度分化基础上，以有效的制约机制实现高度整合的社会，而不是分化好，还是整合好，或者是分权好，还是集权好的问题。假若不解决民“管”官的问题，亦即民意对政府的制约，没有更多独立的民意机构去监督政府，大集权、小集权的弊病还是半斤八两。
弗兰克、彭慕兰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新话语，与之相联的还有“后殖民主义”等等。虽然他们还不能说是正宗的“后现代主义”，但有一点“后现代”的味道——其中有一条，就是反驳“现代化理论”的。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理论”是欧洲成功之后的总结，而不是欧洲历史的真实，是想借以炫耀自己惟一正确，并向全球扩张的理论。历史并不能证明非有这些条件，才能发展到“现代”。它的出现或者成功，取决于许多偶然的因素。即使在西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相同的；每个国家都可以有自己走向现代的道路。他们两人也都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再一次证明了他们的看法。
这对我震撼特别大。我们民族主义的那根神经非常敏感，也非常脆弱。外人说我们的坏话，就想到挥动拳头；说好话就感到舒心——但假若忘记了我们历史上还有许多阴暗面，还有许多弱点，把好话当补药，那就容易变成虚荣，而非自信。因此，对于西方的新话语，我们应该有所鉴别和选择，它的基点应该是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历史体验为准，立足于对自己的发展有利
19世纪以前的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还是以中国为中心，估计学界还会有激烈的争论；也有人提出“中心说”本身就有问题。不管怎样，弗、彭有关欧洲中心主义的质疑，对中国史而言，还是有新的启发。例如马克斯·韦伯把我们通常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前面加了一个“理性”的前缀词。也就是说，资本、市场这些东西古已有之，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便是讲究经济理性——工具理性(具体而言，即价值法则)，亦即亚当·斯密说的利益最大化原则，通过市场规则，实现投入与产出的理性化。“理性”，有的翻译为“合理性”，似乎就成了“现代”的一个标识。细想，中国传统社会，政府行为往往是不计成本的，政治至上，讲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证明韦伯说得非常对。但由此能说中国人生活里、头脑里就没有经济理性?人的第一本能就是生存。为了生活，谁不想赚更多的钱，谁不在收支方面斤斤计较?最近一位宁波人告诉我，宁波人为什么善于经商，只要拿生活中两句俗话就可以说明。一句是“亲兄弟明算账”，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核算成本原则。一句是“碗对碗、篮还篮”，邻居送我一碗菜，就要还一碗莱；亲戚上门送一篮礼物，回去也得奉还一篮礼物，这是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
明清时代江南经济的发展，确实有非常闪亮的一面。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粮食种植的精耕细作水平以及单位面积产量之高，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且在苏州、松江府，发展出植棉和家庭棉织业；在嘉兴、湖州，发展出蚕桑和家庭丝织业。17—18世纪，欧洲人用白银从中国进口棉花、棉布和生丝、丝绸，估算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流到了中国。江南农民很能适应市场的发展需要，不单纯靠粮食生产，发展出商品性的家庭手工业，人人织布，家家缫丝，收入自然比其他地区高．城镇在这样的基础上显现出市场的繁荣，不要说苏州、杭州了，像盛泽、南浔这样的大镇，简直就是一个全国性的丝绸市场中心；而松江的朱泾、枫泾镇也曾经是全国棉布市场的中心——它们通过广东、福建的海商(包括走私商，即海盗)，又与中西国际贸易连续在一起。怪不得弗、彭要说那时世界经济中心在中国，在中国的江南。这一点，使我更加深信，中国人并不缺乏经济头脑，也有自己的经济理性；中国人发展经济的素质和能力不低于世界哪个国家，否则数千年的辉煌就不可理解了。因此，近代落后的原因，不是经济发展本身有什么先天性的阻碍，主要原因还在别的方面。
但弗、彭夸大了明清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最大的毛病是出在对中国国情缺乏真切的了解，这不能苛求——因他们经济史研究的方法，用的是纯经济学，而不是诺斯等人的制度经济学，就有点落后了。表面看明清江南最有可能率先在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实现觋代化。事实却是不能。为什么?他们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是个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江南是中国的江南，而非独立的江南。在中国旧体制里，往往不是鼓励先富，而是像孔老夫子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最近我根据明后期中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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