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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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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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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革命”帮助我从迷雾中清醒过来，强烈地意识列中国如若不能走出千年历史的阴影，跳出一治一乱的“周期率”，真的已经很难自立于世界之林。从那时起，我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而言之：一是意识到史学必须有批判的意识，二是追溯历史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的研究，不管是大题目还是小问题，想要回答的是千年的辉煌，何以会变成百年的沉沦?或者说是：“中国如何才能走出中世纪?”
头10年，我近乎疯狂地读西方的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乃至科学哲学，什么老三论、新三沦。不懂外文，看中译本，翻译得差极的，像马克斯·韦伯的《世界经济通史》，近乎看天书。总之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硬着头皮读。头脑里，尽是韦伯、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谬尔森、诺斯……福柯还敢看，就是尼采不敢问津，怕自己入迷了，得神经病。没有什么人在逼着我，甚至我的老师还批评我离经叛道，有压力。为什么?事实胜于雄辩，曾经比我们落后的西欧、历史短得可怜的美国，在近几百年里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60年前的林则徐都看到了这一点，20世纪差距拉得就更大了。单纯从中国看中国，就像身处庐山之中，必须与西方历史相比较，才有可能看出中国缺什么，中国弱在什么地方，别人成功的经验有哪些。当然，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例如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启示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对社会、对历史更是如此。史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也必须不断质疑，不断吐故纳新。
中同的文化有许多精彩的地方。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见长的国家，文化也具有农业社会特有的平和、含蓄、持重和沉稳的风情。我们对四季变化的感觉非常敏锐，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四季、十二个节、十二个气，每一种微小的气象、物候的变化，预示着什么；日月风云的变幻，会对农作物产生何种影响，农谚很多，微观方面“变”的学问深奥。但是放在宏观方面，却总相信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循环论占了上风——所有的变化都是在一个圆的平面上展开，阴变阳，阳变阴，冬去春来，否极则泰来，这就是《周易》里的那个八卦。以这样的世界观看社会、看历史，我们的心态是乎和的，顺的时候，想到可能会衰；衰的时候，相信离开转盛不远了。“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在“文革”灾难时期，有一些人就是靠这样的文化信念坚强地活了下来。中国人的忍耐性、生命的韧性，非常像植物——鲁迅写《野草》，实际上是写中国人的精神。
以开放的态度看世界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千秋、互有短长。有长必有短，有利必有弊。我们的循环观否认突变，强调经验和秩序，“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历史上盛衰治乱，反复变荡，不比西方少，但解释这种动乱的原因，传统史家不从制度上检讨，也不检讨我们的意识形态，多强调道德人心的绝对性——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官不像官，民不像民，就判断危机已近，知识分子开始声嘶力竭地呼喊；呼喊、改革都不济事，每况而愈下，民众就造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周而复始．所以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是道德史观，君子、清官、好皇帝——小人、贪官、暴君对立的两面，构成了史书叙述的主体。教育我们的，就是要维护现有的道德秩序，把希望寄托在出现好皇帝、清官上头，仰望星空，耐心等待天才降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样的史观在今天的一些历史影视和历史小说里仍在延续，津津乐道，把陈腐当作新奇，我只能说一声：遗憾。
西方的史观也有过这样的阶段，但进到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他们把研究的重心从“英雄”转移到经济发展、社会规则的考察上来(经济学、社会学兴起)；把“人”的研究从精英转移到大众对精英的制约上来(政治学兴起)一发展的理沦、制度分析的理论帮助史学家完成了从旧史学向新史学的变革。因此，中国的新史学必须从西方的社会理论中汲取资源，借鉴别人的经验。
近几年来，西潮又一次东来，在思想文化领域，新概念、新话语层出不穷，转换之快，目不暇接。现代性还在无休止地争论，后现代已经登场。我觉得，我们应该以健康的心态对待这种变化。
一种新的概念，新的话语，往往代表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新的观察视角。例如，现代社会理论中的结构主义，就是对那种以什么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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