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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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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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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与地方的财政档案，作了一个统计，仅苏州、松江、常州三个府，面积和耕地占全国的比例是0．336％、2．85％，而农业的财政负担却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3．96％，还不包括名目繁多的官吏额外勒索和地方摊派。总之哪里油水多，朝廷从那里榨得就越厉害。从唐代中期开始，就不断有知识分子说，东南财政占全国之半，不合理。可体制决定了，不这样就维持不了这个“大一统”政权的巨额开支。江南农民为什么会发展出多种经营的经济模式?当时人就说得很清楚：农民光种粮，交不起国家的田赋杂费，更不用说地租了。农民负担重，是个老问题，江南更是突出。因此棉织、蚕丝，是被逼出来的，是用来弥补收支缺口的。大量的史料可以说明江南农民实际终年劳碌，仍然是窘迫不堪，日子也过得紧巴巴——没有多少剩余去改善和发展经济，长期徘徊在一个低成本经营水平线上；不过国家借人口之多，产品积少而成多．聚沙而成塔，到了市场上、到了城市里，倒显得颇有繁荣气象——这叫做表面花团锦簇，内囊却是空虚的。
假若与西欧中世纪相比，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现在教材里中世纪的中国与西欧都是封建社会，殊不知彼封建而非此封建。中世纪欧洲的社会体制，它是分权体制，君主下面有许多分封的贵族，国王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自己的直属领地和一些国有的自然资源(如矿藏、森林)，各地贵族领地的土地产权和行政管理基本是自治的。更重要的是，或许是受罗马城邦民主制历史传统的影响，至少到13世纪后，有些国家也搞中央集权了，但工商城镇却蓬勃兴起，而后或城市自治，或获得特许，贵族(原有的土地贵族加上新兴的工商贵族)组成的市政厅获得了自治权。这样，国王、教会、城市贵族构成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皇权无限、无任何社会力量可以与之抗衡或谈判。市政厅后来演化为议会，现代民主制由此脱颖而出。就以税收为例，明清中国的官僚机构不断膨胀，每年财政支出从数百万两涨到数千万两白银，地方官员都必须五条件执行皇权旨意，特别是保证赋税的征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西欧，国王与各地贵族、纳税人代表之间必须通过市政厅或议会的讨论，反复谈判，才能确定能不能增税，增多少。国王有时不得不通过借款来填补财政收入缺门(特别是战争时期)，为此必须出让部分权力，工商贵族借此又得到发展。在古代中国，虽有富商大贾，但没有任何可称之相对独立地位的工商阶层——中央政权一直奉行打击豪强的政策，实际上是要消灭异己力量；工商依附于政府，官商结合倒是大传统。民主制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很难形成，这是欧洲史与东方史很大的一个差别。因此欧洲工业革命，率先走上现代化的原因很多，因素复杂(例如法制传统、产权观念、思想革命、科技革命，还包括农业革命等等)，什么是最关键、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确实不容易说清楚，但绝对不是完全偶然的。它至少要经过三至四个世纪的历史综合积累，才能完成突变。
依我看，“后现代”是对着“现代”来的。“现代”肯定不完美，“现代”的话语系统已经产生了“话语霸权”的负面功能。既然不完美，既然已经朝着新意识形态方向发展，就有必要加以反驳和质疑，动摇它的王牌地位，促使多元文化的活跃。这就是“后现代”存在的理由。如果“后现代”想要把“现代”的历史成果和历史经验统统丢进大海，肯定也是一种极端，不能上当。而且这里也有个情景的问题。从社会发展角度说，在现代已经充分发展的社会里，“后现代”的产生是自然的；但在发展中国家里，就不能把“后现代”看得太认真。我觉得西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时常表现出不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便是“此山望见那山高”，忽高忽低，难以捉摸，我们且姑妄听之。我们能不能超越?超越当然是最理想的，可不顾实际地超越，百年中国在这方面吃的亏可大呢，所以我们自己还得有主见。我的直观印象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后现代”的“破坏性”(或者说“颠覆性”)强过建设性，它四面出击，八方“捣乱”，总姿态是要挑战任何权威、任何信仰，有点“造反派”的脾气，很容易刺激年轻人的“青春躁动”。美国的老史学家魏斐德就已经感受到了“代沟”，不无牢骚地说：社会责任感丢失了，现在年轻人的史学与好莱坞的卡通片已经没有什么差别，有一种严重的失落感。再下去，我会不会也落到他那种灰色的心境里去呢?现在没有，将来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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