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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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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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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道藏等广博知识，从横的方面需要有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宋代官制研究也是一大难题，然而采取攻其一点，渐及其余，众人分进合击的战术，显然是有效的。但是，这套战术施用于研究宋学，似乎可说是奏效不大。宋代传世的思想史资料是如此丰富，大大超迈前朝，仅对朱熹的庞大著作，要真正下一番全息摄影、立体透视的功夫，也极其不易。即使下此功夫，没有上述纵横两方面的广博知识，也不易真正作出有深度的研究。某些思想史著作，虽然卷帙庞大，其貌惊人，但如果较为认真地对照一下那些思想家的原作，其实不过是并不高明的一段段超时空的读书报告，对思想家著作的时代背景缺乏常识。写思想史只能断章取义，却又最忌讳在没有吃透原作精髓的前提下断章取义。
漆侠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虽是概论性的，却值得珍视，因为此文代表了宋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并且以他深厚的学力为基础，此文的结尾对以往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我们期盼着他对宋学研究写出新的有分量的著作。
在此还愿说一点想法，以就教于方家。按照不少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所拟定的模式，大体上是：唯心主义者＝正统思想家＝反动思想家，唯物主义者＝异端思想家＝进步思想家，双方存在两条路线斗争。说得再通俗一点，唯心主义者＝坏人，而唯物主义者＝好人。此种模式是经不住推敲的。现实生活也是很难用公式概括的。
马克思主义总结西方哲学史，以唯心和唯物之争为哲学发展的基线。然而在中国古代经学中，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却从来不是争议的重要命题。古代哲人使用诸如“道”、“理”、“气”、“太极”、“无极”之类名词，有时也难于用现代的精神与物质两词予以界定。至于“阴阳”一词，与矛盾统一律有相似和相通之处，但也难以用后者包容和取代。
不少思想史研究者将古人的自然观与社会观予以区分，说古代唯物主义者的自然观是唯物的，而社会观又不可能是唯物的，这是古代唯物论者的缺陷。其实古人一般都强调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合一，今人要对他们的自然观与社会观强行区分，只怕就不合适了。在宋人文集中，往往有不少诸如祷雨、谢雨、祈雪、祈晴等疏文，这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下，原不足怪，但确实也反映了他们的迷信思想。然而一些思想史研究者却对这类文字忽略不计，而照样论述此类疏文作者的唯物论，似乎此类疏文全然不足以动摇他们的论断。依笔者之见，此类疏文恰好准确地反映了他们的自然观，而不应忽略不计。
宋代史学当然是文化研究的一大课题。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对宋朝官修史籍作了相当系统的论述。《资治通鉴》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史学巨著，研究文章较多，《资治通鉴丛论》是一部重要的论文集。吴玉贵的《资治通鉴疑年录》一书，则对《通鉴》的记事错误，作了十分精心的推敲。裴汝诚和许沛藻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则是对中国古代私撰的最大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重要研究论著。对今存《宋会要辑稿》一书的研究，贡献最大的是王云海和陈智超，他们分别撰有《宋会要辑稿研究》、《宋会要辑稿考校》、《解开〈宋会要〉之谜》以及不少论文。陈智超的突出贡献，是复原了《宋会要》的《食货》和《举士》的部分目录，并对今存《宋会要辑稿》提出尽可能合理的目录重新编排方法。王云海将保存在浙江图书馆的《宋会要》清本和北京图书馆的残卷，无私地告知了陈智超、郦家驹、王曾瑜等人，陈智超将残卷整理成《宋会要辑稿补编》出版。对宋代另一重要编年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来可泓撰写了不少论文和《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下了很大功夫，但在研究中，对《要录》一书仍沿袭了不少官修《高宗日历》对历史真相的篡改和删除，注意不够。梁太济撰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系年要录〉和〈朝野杂记〉的歧异记述及其成因》等，对李心传的两部重要著作的取材等，做了相当细致的对比研究。王瑞明主编的《文献通考研究》为集体论著，对《文献通考》的二十四考都作了论述。孔繁敏的《二十五史导读辞典》宋史部分，《危素与〈宋史〉的纂修》等，对元修《宋史》作了深入论述。吴怀祺著有《宋代史学思想史》。
宋代教育的发达，超迈前代，朱瑞熙、张邦炜等著有论文，袁征的《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一书，对宋代教育的成就，作了相当系统和深入的论述。苗春德主编了《宋代教育》的专著。
从现代研究角度看来，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钱宝琮等编有《宋元数学史论文集》。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对宋代最著名的科学家沈括的著作，作了细致的校证。徐规的《沈括事迹编年》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沈括事迹作了进一步的整理。杭州大学还出版了《沈括研究》的论文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三大发明集中在宋代。张秀民著有《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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